在中国近代思想人物研究中，蔡元培是一位争议较少的人物，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被学术界一致承认。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就曾这样说道：“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1](p71) 然细加考察，对于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诸如他当时的政治属性、他与学生运动的关系及其思想特色等，学术界的认识其实并不清晰，且多有歧见，实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一 关于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政治立场，学术界一般都将他看作一位民主革命家，或进而将他看作是南方国民党人的代表，其理由是蔡元培是老同盟会会员，他出任北大校长系孙中山授意。① 然而，笔者以为，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蔡元培看作民主革命家，固无大错，但不准确，不足以揭示蔡与其他民主革命家之间的区别；而将蔡看作是南方国民党人的代表，并以此来肯定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则与蔡元培当时的政治立场不相符合。事实上，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言行，纯然是从一位超党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在政治上与南方的国民党保持很大的距离。 首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非人们所说，系孙中山授意，而是蔡本人的夙愿。固然，蔡元培是一位老同盟会会员，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与孙中山、黄兴等人不同，蔡元培并不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和职业政治家，在他身上，学者的气质远过于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气质，在实现国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他大多时候更倾向于以思想文化的革命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尤其是通过教育来实现他的救国目标。因此，尽管他在1905年就加入了同盟会，但他的活动主要还是限于教育界和文化界。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蔡元培早在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即有意出任北大校长，只是由于袁世凯的反对，未能如愿②，于是他便前往法国推动国内的留法教育，在海外从事新文化运动，坚信“国事决非青年手足之力所能助，正不如力学之足以转移风气也。……唯一之救国方法，只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动，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即使不幸而国家遭瓜分之祸，苟此一种族，尚有学界之闻人，异族虐待之条件，必因有执持公理之名人为之删减。”[2](p528) 1916年袁世凯暴毙后，他坚持认为，振兴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于人，而非恃一手一足之烈”[3](p26)。因此，在接到邀请他出任北大校长的电报后，蔡元培便毅然决然地接受邀请，于10月2日离法回国，明确表示之所以要回国任北大校长，这是因为在国外经营教育“不及在国内之切实”[4](p26)。回到国内后，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决定虽然获得了孙中山的支持，但这一决定并非出于孙中山的授意，而主要是由蔡元培本人做出的。 再者，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蔡元培在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也并没有与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国民党人保持一致，而多以一位学者的身份发言，表现出明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倾向。在他归国的头一年，国内政治首先遇到关于对德政策问题的争论。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国民党人担心段祺瑞政府借口参战，乘机发展个人势力，打击异己，坚决反对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绝交、宣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蔡元培并不为党派之见所囿，与孙中山持不同主张。1917年3月3日，他与国民党的反对派梁启超、张君劢等研究系人物和其他一些社会文化精英一道，发起成立国民外交后援会，声援北京政府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绝交、宣战。蔡元培在演讲中认为，英、美、法与德国之间的战争是“强权与扶助”、“非道德与道德”之战，中国应站在正义的协约国一方，向德宣战，不能因党派之见而意气用事，指出：“以国内党派意见纷歧，恐乘此机以图破坏，则尤属非是。大凡一国之内，无论内部如何不稳，一至国外发生问题，内反可一致以对外。”[5] 呼吁南方的国民党在对外政策上与段祺瑞政府采取一致立场。 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护法军政府与北京北洋政府的对峙中，蔡元培虽然在反对军阀统治、争取民主共和政治上与孙中山并无分歧，但他并不赞成孙中山为护法而诉诸武力，主张南北双方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国家的统一。1918年10月23日，他与熊希龄、张謇、王宠惠等社会名流，发起成立和平期成会，以超党派姿态，通电全国，呼吁结束南北分裂局面，减轻人民战乱之苦，痛陈“慨自国内构衅，忽已年余，强为畛域之分，酿成南北之局，驯至百政不修，土匪遍地，三军暴露，百姓流离，长此相持，何以立国”[6]。稍后，蔡元培在致孙中山的个人信函中也婉转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在11月18日介绍老同盟会会员伊仲材拜见孙中山的信中说：“欧战既毕，国内和平之声浪洋溢南北，大势所趋，决非少数人所能障挽。”他建议孙中山放弃政治斗争，不要再拘于国会、约法之争，应致力于实业和教育建设，指出：“倘与实业、教育两方面确著成效，必足以博社会之信用，而立民治之基础。较之于议院占若干席、于国务院占若干员者，其成效当远胜也。”[4](p220) 1922年4月底5月初，直系军阀吴佩孚、曹锟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后，蔡元培又站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希望在吴佩孚的统治下，实现南北统一，建立一个好人政府。是年5月间，他与王宠惠、罗文干、 汤化龙、陶行知、李大钊等16人，联名发表由胡适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是一个重要原因”[4](p188～1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