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将西方文化简化为科学主义，从而将宗教精神摒除在外。这一点，由于有中国大传统中的实用理性作底蕴，很快便被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尽管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以学衡派与张君劢为代表的少数人士对科学万能论提出质疑，但在科学即真理的社会心理已经定型的大背景下，学衡派所主张的人文主义与张君劢所主张的直觉主义毫无抵抗能力，迅速败下阵来。对此，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内都曾身任要职的叶青曾经有一总结，1933年，叶氏在一篇文章中相当武断地写道： “历史给了我们以答案。打倒神学的是玄学，打倒玄学的便当然是科学。所以批判玄学的方法就是发挥科学理论，伸张科学，以阐明科学底万能。科学如果万能，那非科学的观念论、多元论、机械论就消灭了，以它们为中心的一切非科学的学说思想，不就说也‘树倒猢狲散’，不能存在。”[1] 这里面实际上暗含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公式，即玄学是对神学的否定，而科学则是对玄学的否定之否定。 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之际，不管在政治思想上有何分歧，中国思想界的多数人士都能接受科学在解释自然与社会方面的权威地位。这方面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以提出“厚黑学”著称于世的四川民间思想者李宗吾。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之下，李宗吾甚至“主张治国之术，当采用物理学，一切法令制度，当建筑在力学之上”，其理由则是“人为万物之一，故吾人心理种种变化，也逃不出力学公例”。[2](P110—111) 既然西方文化等同于科学主义，那么学习科学也就等同于学习西方。但是，中国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际开始被动现代化进程之后，即一直怀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情结。一旦认识到西方文化只有科学而无宗教，中国思想界将宗教视为帝国主义愚民与侵略的工具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此，我们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之间的“非基督教运动”应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主义盛行的一个逻辑结果。曾有论者指出：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基督教就不再单纯地由于它是‘洋教’，而是由于它不具有科学性。”[3](P304) 换言之，这时的非基督教是建立在科学精神优于宗教迷信的信念之上，而非过去的中国伦理优于西方伦理的幻觉之上，因此更具有学理性。 本来，自义和团运动之后，基督教在中国发展颇为迅猛。在辛亥革命期间，基督教甚至直接介入实际政治，像刘静庵、曹亚伯这类既是基督徒又是革命党的人士比比皆是。正因为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强大影响力，1912年9月，当孙中山北上时，曾对基督教的社会功能颇为期许，他在一次集会上说过： “……但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虽然民国告成，自由平等，万众一体，信教自由，亦为约法所保障。但宗教与政治，有连带之关系。国家政治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补助其所不及，盖宗教富于道德故也。兄弟希望大众以宗教上之道德，补政治之所不及，则中华民国万年巩固，……”[4](447) 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虽然孙中山从未提出类似“中华归主”的主张，但他对基督教称赞和期许却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在孙中山之后，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政府，国家领导人以如此口吻来夸奖基督教似乎再无其人。而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之下，作为迷信与侵略之代名词的基督教亦开始萎缩。以东北为例，据1930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统计，在东三省（辽宁、吉林与黑龙江三省），1915年有基督徒26000余人，1920年减至21000余人，1925年减至18000余人，而到1930年，则已减至15000余人。[5] 本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阻力主要来自受中国大传统影响的知识阶层，而非受中国小传统影响的下层百姓。但是，由于新文化运动是将中国大传统逐渐渗入小传统，科学主义同时也影响到下层民众。譬如1929年底的山东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反教运动，其参加者除了知识分子之外，还有大批工人。据基督教会的媒体报道： “周村区会于（192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男女信友，适在大礼堂举行圣诞礼拜，时有长山县党部房崇岭等率本镇千余工人手持铁棍及标语等件，突然闯进教堂，摇旗呐喊，口呼‘打倒基督教’，杂以种种谩骂，秩序一时大乱。男女学生睹此情势，遂由便门躲避，牧师执事等仍以善意招待，惟彼暴众毫无礼法，肆意将堂内桌椅玻璃捣毁无余，兴尽而去。临去之前，又复遍堂内外张帖‘信基督就是反革命’等等标语。事后周村区会同人亦虽依法向本县申诉，无奈县长慑于党部，不敢依法处理。”[6] 此外，即使在基督教内部，由于科学主义的影响，一些基本教义亦受到直接挑战。譬如，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中国基督教代表人物吴雷川即在一本著作中为流血革命辩解，他认为：“基督教唯一的目的是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也就是寻常所谓革命。……如果要改造社会就必须取得政权，而取得政权又必须凭藉武力，倘若基督教坚持要避免革命流血的惨剧，岂不是使改造社会底目的成为虚构的终古？”[7](P290) 这种观点与当时流行的武装革命论已十分接近，但与基督教（尤其是新约）的仁爱说有了质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