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与“派”，在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既是重要的考察对象，又是常用的概念工具。在既往研究中，时常见到以研究者立场和观念切割各“论”而指称各“派”的现象。尽管这样易于在宏观的层面提炼出线索，但忽略不同思想资源的具体差异，人为划定集合，又容易导致在观察复杂社会思潮时，不能得其详和察其异，反而掩盖思想者个体之间的实际关系，与“派”在具体场景下的表现相差甚远。 20世纪上半叶的全盘西化思潮是一个可用以讨论的典型个案。自这一思潮兴起后，以其“论”定其“派”即成为人们思考和讨论问题的惯常方式，这种认知模式不仅主导着各种支持或批判意见的表达，甚至影响到全盘西化“论”或“派”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表达，当事者及旁观者均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轻易发生观点转移和标准变动，“论”与“派”构建本身，亦成为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因此，只有回到考察对象的实际情形，不以他人（特别是后人）指称为藩篱，方可还归本原。① 研究史中的“全盘西化论”与“全盘西化派” “论”与“派”作为概念工具的使用在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早期著作中已经出现。上世纪30年代，伍启元就将东西文化论战中的两派分为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的学者”和以胡适、吴稚晖、陈独秀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的学者”。② 郭湛波以思想家、思潮和论战为线索来勾画近代思想史，在其笔下，胡适与吴稚晖属于“欢迎西洋的文化”的“新近思想家”，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是反对西洋文化的“持反对论者”。③ 此后学者在论述全盘西化思潮时，或用“论”，或用“派”，而心目中对于“论”与“派”的划定标准大体相同。余英时将过去讨论中西文化问题的人分成极端本位派、全盘西化派和调和折衷派，其中，胡适的言论是全盘西化派的样本。④ 胡秋原则指出全盘西化口号的出现，是在来源于西方的思想派别分裂的背景下发生的西化派内部的全盘与折衷之争。⑤ 殷海光以胡适和陈序经作为西化主张的选样，名之为“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士”。⑥ 孙广德将全盘西化派的范围括至很大，主要人物有陈独秀、吴虞、易白沙、陈序经、胡适、吴稚晖、林语堂等。⑦ 龚书铎、陈崧等均使用了“全盘西化论”或“全盘西化派”的范畴概述全盘西化的理论主张，并分别指出其包含的范围。⑧ 许多论者在评述胡适的文化思想时，使用到“全盘西化派”的概念，不过，他们却认为胡适不属于全盘西化派。⑨ 从学术史中可以看到，研究者习惯于预定某种“派”的概念，然后将相关人物的思想主张按这一预设，归入这“派”或者不同意归入这“派”。⑩ 而从“派”实际发生的角度进行考察的却比较少见。晚近的一些研究开始显露出不同。何杰尧使用了“一群倡导者”（group of advocates）来表示岭南大学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士，显示作者注意到一个“自在的”论派（group）实际能够包纳的范围。(11) 蔡渊洯注意到外部指认的“派”中存在着内部的差异，认为用“全盘西化”难以概括这种西化论中的极端论，而代之以“激进西化论”的说法，并按地理方位将其分为两派：主张全盘西化，以岭南大学为中心，为南方派；胡适所主张的“充分世界化”论，为北方派的代表。(12) 虽然在方法论上仍没有以“派”的发生为出发点，但也显示了对“派”的实际表现和内部差异的重视。这些研究模糊地表达出思想观点和历史细节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关联，对外部指认“派”的认知模式已有一定程度的突破。 自对陈序经的研究逐步深入以来，研究者不得不面对以陈序经为中心的主张全盘西化的一“派”人， 其中的相互关系是在笼统指称“外在的派”时难以体现的。James H.Cole、韩子琦、杨深、 刘集林的研究均提及岭南大学师生的相关言论及在文化论战中的表现，尽管重点仍落在对陈序经个人思想的阐述上，对“派”的群体研究稍嫌薄弱。笔者曾利用岭南大学的部分校园出版物，对岭南大学师生这一“派”全盘西化论者在1934年广州文化论战中的表现，有过粗略的勾勒。(13) 这些研究，使得对全盘西化的“自在的派”和“外在的派”的区分成为可能，为本文所阐述的观点提供了初步的基础。 从岭南大学师生群体看全盘西化“自在的派” 作为一个可以从发生角度考察的“自在的派”，应当具有一些基本的特征：主要骨干有明确的“派”的认同；基本主张及所依据的学理相同，人员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在观点的形成中存在相互影响，在观点的表达中经常自觉呼应。或者说，有“派”的实际发生过程。部分主张全盘西化的岭南大学师生群体实际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 （一）岭南大学全盘西化“派”的形成 岭南大学出现一批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士并且有观点的表达，是在1920年代末。据陈序经回忆：“民国十七年，卢（观伟）、陈（受颐）两先生与我同事岭南大学，对于这种主张，曾轮流作过十余次演讲。此后，岭南的教授与学生们，对于这个问题，不断的加以讨论。”(14) 当时还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冯恩荣后来回忆：“记得在某一个大学晨会当中，卢观伟先生曾经提出一个关于东西洋文化的问题，在一连三个晨会的演讲，把中国印度和欧洲文化的特质作一个简短的批评和分析。他的结论是诊定东方的文化（尤其是中国），有着很多根本的缺陷，要是和西欧文化比较起来，真是望尘莫及了。这个演讲过了不久，不知是有意或是无心，便是陈受颐先生的演讲了，不久又是陈序经先生的演讲了，大家说的都是集中在文化的身上，大家都是主张彻底地接受西洋的文明，而在陈受颐先生的讲辞里，他甚且把中国的固有文化当作‘莽园’看待。”(15) 显然，卢观伟和陈受颐与岭南大学全盘西化思想的兴起与传播有直接关系。卢观伟（？—1948），岭南大学毕业留校任教，1926年赴英深造，研究哲学及神学，1927年返国回校后任副教授多年，至1936年始离校。(16) 他在1920年代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欧洲战后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曾在包括俄国在内的各国实地考察，“对于欧洲新兴国家的批评、德意志的复兴、德谟克拉西的成功和失败都有很精确的言论”。(17) 陈受颐（1899—1978），广东番禺人，毕业于岭南大学，1925年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获比较文学和哲学博士学位，任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他们两人是陈序经的好友和在文化观上的同志。1929年，由岭南大学学术研讨会发展而来的“思思学社”出版了《学术论文集》，卢观伟和陈受颐发表了西化主张的言论。卢观伟说：“我常常这样想：讲到今日中国的文化、教育、学术、国家各方面的新建设新创造，至极重要的基本先决问题，就是欧化的途径。”他认为中国的西化要超越形而下的水平，超越日本的成就，“形而上的关于民族内部生活的一切康健的思想态度和伦理社会的标准，更需首先欧化的”。(18) 陈受颐的《十八世纪法兰西之中国观》，在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方面，得出的结论与陈序经的主张基本一致。他说：“研究世界文化史的人，若是平心静气地较量中西的差异，必不免于发见中国文明的单调、贫乏、与枯寂……自己算起数来觉得中国真的长处，人家都有，要是中国果有特色，那种特色，就恐怕究竟是不大堂皇的东西。”文化的线性发展，决定东方文化的没落，“西方文化，已快快地变了世界文化，东方文化纵有保留的价值，也不过要变为西方世界文化的一小部分。东方的种种‘特色’，与世界潮流抵触的，自然快要灭亡，成为古代文化的一种遗迹。”(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