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当然不会让中国从容地组织起来，而是企图在中国尚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之前就灭亡中国。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1933年进攻热河，是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日本侵略势力向关内延伸。也就是在这时，第五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在加拿大班夫 （Banff）举行（注：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太平洋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冲突与控制”，具体包括：太平洋地区社会政治力量之趋势与控制、太平洋地区经济计划、太平洋地区文化接触和教育问题。这一议题是由学会程序委员会主席胡适和研究干事霍兰德（W.L.Holland）精心设计并征得各分会同意的。见Elizabeth Green，The Fif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 Survey，Pacific Affairs，Vol.6， Oct ，1993，Conference Supplement.）。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主席率团出席。出国前，胡适拜访了罗文干和汪精卫，罗、汪向他出示了华北停战以后的新说帖等重要文件，他也因此更能“谅解”政府的“艰难”地位（注：《胡适日记全编》（六），第218-219、231-232、641页。）。赴会途中他经过日本，与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的会员进行了会谈。他对日本会员说，中日问题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心问题，无法规避，不如老实承认此问题。大家开诚讨论，也许可以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建议两种方式：一是由中日两国各推若干人，开特别会议，研究解决方案；二是由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组织一个“中日问题特别委员会”，由各国代表团推选若干公正学者组成，开特别会议，此特别委员会或于大会期中报告，或可长期存在，大会完后，仍可继续研究，俟有结论时报告理事会（注：《胡适日记全编》（六），第218-219、231-232、641页。）。胡适的建议并未实现，但两国会员私下仍保持接触。在会上，两国代表尽量回避有关中日问题之激烈辩论。胡适在会上大谈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法则，并痛斥各国竞争海军之非，但对东北四省先后失陷于强邻暴力之下未置一词，这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反感。有人指责太平洋学会是“代表帝国主义的‘学者’藉以麻醉民众的组织”，参加学会的学者是“迷于和平的幻想，欲于坛坫之间‘化干戈为玉帛’”（注：周宪文：《毫无生气之第五届泛太平洋学会》，《新中华》第1卷第18期，1933年9月。）。胡适本人在会后谈及班夫会议的感受时也承认故意回避了政治问题，“会议无甚结果”，但他又表示“此也为事实所趋，不得不如此也”（注：胡适：《太平洋学会》，《胡适文集》（12），第651-652页。）。显然，胡适的内心也是矛盾的，他不愿意看到国权的丧失，但又“体谅”政府的艰难地位，主张继续对日忍让。 然而忍让并没有换来和平。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日本灭亡全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胡适也感到这一次已非两年前的状况可比了。对日本的态度强硬起来，言论上也从“低调”转为“高调”，主张不惜一切与日作战。他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说：“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须决心打三年的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必须不惜牺牲一切工商业中心去作战场，一切文化中心做鲁汶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必须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今日最好笑的，是政府诸公甘心抛弃北方，而天天整饰南京，好象南京是没有危险似的。此种气象真使全国人民都感着难受。”（注：胡适：《致王世杰》（1935年6月27日），《胡适书信集》中册，第648页。）胡适的这种变化日本方面也感受到了。1936年7月，胡适赴美参加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途经日本会见室伏高信。胡适对室伏说，“我虽然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象我们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成了少数了。由苏俄来的影响，长时间支配了中国的青年。虽然如此，到了最近，民族主义已获得压倒性势力，国家这个东西成了第一线。在现下的中国里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这种大势的。”听胡适这么说，室伏“这时不禁想起去年夏天游历北平时的情形。这位自由主义者在当时对于当时显著发展的民族主义倾向，我总觉得他是看作一个反动的东西似的。”（注：室伏高信：《胡适再见记》，《独立评论》第213号，1936年8月9日。） 1936年8月15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次年会在美国玉斯美公园（Yosemite Park）举行，胡适再次率团出席。尽管会前日本分会致函总会要求“不谈国际近事，只求研究根本原因”（注：《胡适日记全编》（六），第218-219、231-232、641页。），中日问题还是被列为中心问题。胡适在会上一改前两次会议上对日本的温和态度，就日本对华政策，猛烈加以抨击。胡适指出，中国任何政府，凡力足以统一国家而增强国家之地位者，皆非日本所能容忍，此在日本，殆已成为定策。日本以武力占领东三省后，对于中国，即已酿成一种战争状态，不但中国经济复兴运动为所阻挠，即他国与中国合作事业，亦因而无法进行。其用意即为阻挠中国之民族复兴。中国兹已抱定决心，誓必奋斗到底，以维护本国之生存（注：《太平洋学会胡适指日阻挠我建设》，《申报》1936年8月26日。）。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极力否认日本阻挠中国统一和复兴，并称中国只有改变反日态度，与日本合作，才有和平与安宁之可能（注：《太平洋学会席上芳泽谦吉诡言答辩否认日本阻我复兴》，《申报》1936年8月27日。）。会上，日本代表还表示，中日之间的问题应由中日两国政府来处理，所有其它的列强都应让中日单独解决问题并鼓励双方达成一种互利的协定。对此，中国代表表示，只要日本对中国还抱有领土野心，只要日本想从中国拿走他想拿的所有东西却什么也不给中国，中日之间就不可能合作。只有当中国人民都相信日本没有这些企图时，日方的任何行动才不会遇到抵抗（注：Problems of the Pacific，1936，P179-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