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的思潮及其实践风起云涌，实验区曾达一千余处。其中，著名教育家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举办的定县实验是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者之一。定县实验从1926年底开始到1937年7月结束，持续达十年之久。值得注意的是，此一实验，虽然在工作区域、工作组织、工作计划上都有所变动，但“精神是始终如一的”[1]（P70）。这个“精神”就是定县实验的理论，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称之为“定县主义”[2]。定县实验理论的形成过程与定县实验的具体过程是相联结的，1929年集中全县实验的开始，标志着这一理论的彻底形成。以往的相关研究对此有所涉及，但远未系统和深入。笔者认为，对这一理论进行个案解析，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对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潮的研究也不无裨益。 一、提倡“平民主义”，以民众为本位 “平民主义”，是定县实验的理论基础。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之所以称为平民教育而非其他，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这与晏阳初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他从十三岁起，即在国内西学堂求学，后又赴美深造，学习政治经济学及历史，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有”“民享”“民治”等思想理论有较深刻的认识。晏阳初认为，“平民”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百姓，而应解释为平等的公民，即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因为无人不是平民，所以平民无阶级之分，他是包括了人民的各类型。我们可以说都是平民，就是那些自命为达官贵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平民种，所以平民教育运动，就是全民的教育1运动”[3]。晏阳初指出，当时的中国，“大多数民众因为知识能力较低，什么事情都不能和少数知识阶级的人享受同等的幸福”，所以要大力推行平民教育，增进大多数民众的知能，消除不平等现象，实现人人平等的天赋人权。[4] 所谓以民众为本位，就是“凡是不以人民为本位的，都是要不得的，没有用的”[5]（P307）。“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众程度的高低，关系国家的强弱，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晏阳初一生深受其影响。他多次强调：“先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古训中有一条叫做‘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本不固则邦不宁。这虽是几千年前的老话，但它却是历千年而不朽的真理。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国势强大而人民衰弱与人民贫困。”[6]（p557）但是，“吾国男女人民号称四万万，估计起来，至少就有大多数一个大字不识，像这样有眼不会识字的瞎民，怎能算做一健全的国民而监督政府呢？怎会不受一般政客官僚野心家的摧残蹂躏呢？‘本’既不固，‘邦’又何能宁呢？”[7]（p31）所以必须以人民为本位，一切从“民本”出发，立足于四万万民众，才能拯救中国，解决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 二、乡村建设应担负“民族再造使命” 乡村建设的目的和功能何在？当时有不少人将乡村建设的使命认定为“农村救济”，或“办模范村”，晏阳初认为这是错误的。救济乡村不过是一时的紧急事情，没有远大悠久的意义；花一些人力、物力将一个破旧不堪、又穷又苦的农村救济起来，使之焕然一新，作为其他农村改良的模范，固然能对周围产生一些好的影响和刺激，但不过是限于当地的特殊事情，同样不具有普遍意义。他认为，乡村建设的使命既不是救济乡村，也不是办模范村，而是“民族再造”。“中国今日的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所以，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兴起的，它“耸着巨大的铁肩，担着‘民族再造’的重大使命”，[8]“它对于民族的衰老，要培养它的新生命；对于民族的堕落，要振拔它的新人格；对于民族的涣散，要促成它的新团结新组织。”[9]（P294）之所以由乡村建设担负民族再造的使命，晏阳初认为这是由乡村的重要地位决定的。一是乡村是中国的经济基础，所谓“以农立国”，离开农业、农村和农民，国家就不存在；二是乡村是中国的政治基础。中央政府与省政府都是政治上的上层建筑，与农民的关系是间接的，只有县政府区政府和乡政府才与农民的利益休戚相关，县政、区政和乡政才是中国政治的真正基础，中国政治的出路必须从最基层的农村政治开始。三是乡村是中国人的基础。构成国家的三要素是土地、主权和人民，人民是其中最重要的要素，有了人，土地、主权可以失而复得。农民占中国人民的80％，因此代表中国的不是上海的买办，也不是天津的富户，甚至不是城市的居民，而是居住在两千多个县中无数农村里的乡下佬。就是世居城市的居民，他们的祖先十之八九也是农民。近代以来，中国所以会积贫积弱，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中国人的基础在乡村缺乏足够的认识。“放着成千上万的农民，固国固强的雄厚力量，无人去运用。让农民无知无识到底，不给予教育机会，甚至连他们的生死存亡都不管”[10]（P33～34）。 三、“愚”、“穷”、“弱”、“私”是中国农民的四大病症 关于中国农民的特性，历代学者都有不少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平教会认为，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平民，尤其是农民，有愚、穷、弱、私四大缺点，即缺乏知识、缺乏经济、缺乏健康、缺乏公共心与团结力，具体说“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缺乏知识力，不但没有适当的知识，更不识本国的文字，如何能取得知识，更提不到享受文化！在生计上，最大多数的人民，生产低落，经济困难，生活在生存的水平线之下。没有增加生产改善经济组织的知识和能力。再看一看大多数人身体衰弱，对于公共卫生，毫无办法，真是病夫国家！而更要紧的是人民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的陶冶，缺乏公民的训练，如何能自立自强”[11]（P785～786）。而这一切都是阻碍中国文明进步、导致中国农村崩溃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