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农民进城，是指在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合力作用下，农民离开自己所居住的村落，流入城市做工谋生。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盘剥，促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步趋于解体，农村经济的日益衰败，使得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迫于生计，成千上万的农民不得不离开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另谋生路，或流亡，或垦荒，或进城，汇聚成一股规模空前的流民大潮。其中，进城农民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深刻的社会内涵，也最引人注目。 一、近代农民进城的量化分析 大量的农民离村进城，已经成为晚清时期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对这一时期离村农民的具体数量我们现在还无从考证。但时人对农民因天灾人祸等原因大量涌入城市的记载并不少见，如“(江苏)江北一带村农，每至荒年，辄即扶老携幼，谋糊口于苏城，相沿成例”，[1] (P936)1910年，“淮安、扬州、江宁、平湖、海州等处，老弱流亡，络绎道路，或数百人为一起，或数千人至万人为一起。汉口地方乃聚至20余万人。”[1] (P723)大量的无业游民聚集于城市，使晚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惶恐不安，“无业游民生计日绌，苟不早为之所，则民不聊生，人心思变，更何堪设想”。由此可见问题严重之程度。 进入民国时期，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状态，天灾频仍，致使农村社会动荡不安，农村经济进一步恶化。同时，随着半殖民地化的加深，通商口岸、商埠、自行开放的口岸城市不断增多，城市工商业有很大的发展，致使城市对农民也形成了较强的吸引力。于是，农民离村进城现象“已普遍于全国的任何穷乡僻壤，并且日益严重化了”，[2] (P72)农民离村进城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根据时人在1923～1925年的抽样调查，不同地区的农民离村规模有很大差别(如下表)，仅就调查样本来看，农村人口的1.44％至8.72％离村了，其平均数为4.61％。进入30年代，农民的离村率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据1933年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对22省农户的调查，统计出“全家离村之农家”共有1920746户，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4.8％；“有青年男女离村之农家”共3525349家，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8.9％。[3] (P886) 表1 1923～1925年不同地区农民离村规模比较 地区 全人口 离村人口 离村人口率 (人) (人)(％) 江苏仪征2084 30 1.44 江苏江阴3414 80 2.34 江苏吴江1372 67 4.88 安徽宿县3478 105 3.02 山东露化5857 513 8.70 直隶遵化9085 241 2.65 直隶唐县6177 281 4.55 直隶邯郸4236 77 1.82 直隶盐山 803 70 8.72 浙江萧山 10355 795 7.58 资料来源：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36页。 以上只是对农民离村的整体规模作了考察，至于离村的农民中有多少进入到城市，还需作进一步分析。在靠近工业城市或政治中心的农村地区，因其消息相对灵通，流动成本低等因素，农民离土后入城的比例相当大。江苏无锡礼社的755名离土农民中，前往上海者约400人，其次是到苏州，两地合计达500人左右，进入无锡城区的有百余人，这样进入城市的离土农民占离土总人数的75％左右。[4] 另在江苏宜兴，“附城乡村，颇有入城进工厂做工者，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纱厂纺织者，此亦以生活所迫，使其不得不如此也。统计全县由农妇变成工人者，可达六千之数。”[5] (P639) 就全国情况来看，据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1935年所做的调查，全国22个省中举家外迁至城市逃难、做工、谋生、住家的户数比分别为14.2％、21.3％、15.4％、8.2％，四项合计达59.1％，到别村垦荒、务农、逃难的占36.9％。同一时期对青年男女离村之去处的调查表明，因各种目的离村进城的达64.9％，而到别村务农或垦荒的为28.5％。[3] (P893)可见，在近代离村农民的流向中，进入城市的比例最大。 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农民进城的速度和规模。以上海为例，1852年上海人口不过50余万人，但到1949年增至近550万人，[6] (P12)单靠人口的自然增长，近百年时间上海增加500万人口，是难以想象的。有学者估计，根据正常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百年时间里，近代上海人口最多增长到100余万至150万左右。[7] (P14)由此可以断定，上海人口过度膨胀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大量流入造成的。“这大量人口的增加，除了微不足道的外侨和地主商人之外，那十字街头鸠形鹄面的失业者，便是从内地农村破产中逃出的农民了。”[2] 这也是近代中国城市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