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胡适认为，自由的真正保障是容忍的精神。在文化思想领域，表现为知识分子之间应互相包容，尤其是具有不同的思想见解，处于不同的思想流派的人，更要尊重对方的人格，容忍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存在。如果思想对立的双方发生论战，双方都应该在论战中保持一种容忍的态度，保证每人都能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尊重别人表达思想的自由。在政治上，表现为容忍不同政见者及反对党的主张，让持不同政见的人，尤其是反对党充分地表达政治观点及治国方略。因为治理国家是一件十分繁难的专业，决非单一的社会力量和政党所能完成，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各行其是、各司其事”，分工合作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推进国家的文明发展和繁荣富强。为此，胡适希望社会是容忍的自由民主的社会，社会上的每一个人能养成容忍的雅量和涵养，并且极为看重知识分子的容忍精神。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引导社会的潮流。知识分子的不容忍必定会影响青年，造成全社会的冷酷。因此，胡适极为痛惜知识分子间的不容忍。 1926年前后，现代评论派的陈源与鲁迅发生激烈论战。胡适从感情上、思想上都亲近陈源，但他没有介入论争，更没有帮陈源公开指责鲁迅，而是对他们的论战深感遗憾，痛感他们缺少容忍。胡适在论战的高潮时，掏出肺腑之言，给鲁迅、周作人、陈源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说：“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场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胡适在这番动情的诉说后，激动地强调：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由此可知，胡适在竭尽全力营造社会的容忍，努力消除社会上的冷酷和不容忍。胡适在信的最后恳求这三位“敬爱的朋友，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注：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78—379页。）胡适的这番劝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立足于容忍的精神，希望三位“敬爱的朋友”能容忍别人，停止论战，消除在社会上造成的冷酷、不容忍的影响。情真意切，令人动容。周作人和陈源虽就此罢手，但鲁迅置之不理，独战不息，在不容忍的激烈的路上越走越远，并渐渐走向“猜疑、冷酷”。胡适的担忧不幸被历史证实，中国此后确确实实走向不容忍，进入“猜疑、冷酷”的狂热。胡适思想的深邃令人惊叹，也更值得从噩梦中走出的人深思。 胡适给三位“敬爱的朋友”的信，强调容忍是每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基本态度，尤其是思想观点分歧的双方更应当具有容纳良言和谩骂的肚量，就像大海能纳百川，也纳石子秽水。应该说，胡适倡导的这种容忍相似儒家的恕道，认为每一个人如果都希望享有自由，那么就必须养成容忍的态度。容忍要求每个人首先不能唯我独尊，而能对自己持批评的态度，谦虚地听取各种意见。另一方面还要养成健康的心理素质，有开阔的胸襟与兼容并蓄的雅量，不但宽容与自己不同的思想、意见，而且宽容反对自己的思想、意见。每个人都养成容忍，人人便能和平相处，享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和行为自由了。胡适一生具有精英意识，“把自己当成学界领袖，知识分子的代表和民众的指导者”（注：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讲演录》，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4页。），强调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应当成为社会的楷模，应该为社会树立容忍的榜样。 胡适终身信仰自由主义，坚守自由思想，不但倡导容忍精神，在朋友中倡导互相容忍，并做容忍的活表率，而且站在自由思想的立场上，反对各种不容忍，尤其反对用过激的行动破坏社会的秩序，造成社会的残酷，使社会缺少容忍。1925年11月29日，北京愤怒的群众因抗议段祺瑞治下的北洋政府当局，迁怒于为北洋政府当局说话的《晨报》，放火焚烧了《晨报》馆。对该不该焚烧《晨报》馆，陈独秀和胡适的看法完全相左。陈独秀认为“该烧”，并责问胡适“以为《晨报》不该烧吗？”陈独秀对胡适有知遇之恩。“从胡、陈的相交中，不难看出，胡适与《新青年》和北京大学的因缘关系，都系陈独秀促成。胡适的新知旧学固然不错，陈独秀对他的知遇之恩，在他的成长道路上不能不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注：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因为这样的因缘，胡适极为尊重陈独秀。但面对陈独秀不容忍的言行，胡适极为痛心，更对陈独秀走向激烈斗争，背离《新青年》注重启蒙，和平争取自由，推动社会进步的途径深感忧虑，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长信给陈独秀，直言痛斥陈独秀的不容忍，为捍卫容忍，不惜与陈独秀决裂。胡适信中说： 《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的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