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抵制的形式和效果 (一)失效的融合导致消极抵抗 由于种种原因，知青并未融入农村社会，他们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对此只能做一概述。第一个原因是，大多数知青并非真正自愿，而是被迫成了志愿者；其二，与他们在城市上学时的条件相比，物质、文化和道德条件都严重下降，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不能自食其力，只好依靠父母或向村里借钱；其三，农村并不真正需要他们，而是把他们当成负担，这种状况给外人融入农民社会总会遇到的一般困难雪上加霜；其四，要求知青学习的是理想的农民，而现实中的农民与理想的农民相去甚远，结果，那些在农村呆了数年仍然无法返城的知青，成了农村的边缘群体。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满怀忧虑，与那些能够离乡或当初没有下乡的知青相比，他们觉得自己的处境太不公平了。 因此出现各种形式的社会抵制也就不足为怪。1978年之前，这种抵制主要是消极的，因为社会和政治控制体制不允许进行任何反抗。异端行为经常出现，小的违法行为司空见惯，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叛逆文化或“类”文化，如知青歌曲或地下文学。（注：关于类文化的资料目前很多。两个很好的例子是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和任毅的《生死悲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当时对整个社会气氛最具破坏力的，也许是几乎所有知青为寻找出路而做的种种努力所造成的影响。知青们的命运与城里人的状况之间的巨大差异，似乎为任何恶劣的行为提供了合理依据。正是在那个时期腐败迅速扩散，这主要是因为知青及其父母为获得离开农村的资格而不择手段。同时，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意味着最不道德的人生存)在人们的思想中广泛传播。由于害怕失去回家的机会而拒绝结婚，或者相反，在返城欲望的激励下仓促结婚，给知青的性生活和情感生活造成了深刻影响。一些女知青同意与那些答应帮她们离开农村的干部发生性关系。成千上万的人采取了非法返城的过激措施，为此不得不在城里躲躲藏藏地生活。在边疆地区，有些人甚至非法越境，这要冒很大风险，而且有可能意味着永久流亡。各种形式的消极抵抗，对当时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作用。（注：这里对下乡运动的社会和道德后果的描述，是对我的著作(Bonnin,2004)第11章的概括。它是根据访谈、文学作品和各种已出版的证据完成的。） (二)有利的环境导致积极和成功的抵制 虽然舆论宣传仍在动员下乡，但整个社会已对下乡运动怨声载道。1973年的变革部分地是为了应付这项政策引起的最突出的难题。但它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结果是不满情绪有增无减，特别是在毛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人们希望尽快结束这场运动，虽然华国锋表示坚决执行这项政策，但是很多知青认为时机已到，不可错过。这一代人对官方态度的转变至关重要，他们并不想等到全国知青会议有了结果后再采取行动。（注：10月31日召开的全国知青会议由于在该问题上争论激烈，直到12月10日才结束。）10月底，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农场知青发起了一场运动，一开始只是签名请愿和在当地组织游行，随后却演变为5万知青的大罢工，并且派代表去了北京，10名代表在北京受到副总理王震的接见。尽管这些知青领袖被迫写了自我批评，以为政府挽回面子，其实这场运动大获全胜。农业部的一个副部长到云南访问，知青们用下跪痛哭来迎接他，还发生了一次集体绝食抗议。这次访问之后，有关部门便做出了与最近的全国知青会议决议相反的决定，云南农场的知青与插队知青一样，都有资格获得回城的机会。因此，当《人民日报》把知青代表的自我批评和王震的严厉批评一起发表后，几乎所有的知青立刻向农场领导告别，他们挤进一切可能的车辆去昆明，然后坐火车返回自己的城市(上海、重庆、成都、北京)(刘小萌，1998：747-748，2004：436-438；顾洪章、胡梦洲，1996：180-181)。云南知青的行动最引人注目，且具全国性影响，不过当时其他许多地方的知青也采取了行动。在黑龙江的北大荒，知青未经许可就一波一波挤进火车打道回府(顾洪章、胡梦洲，1996：182；火木，1992：318)。当时知青将这次回城风戏谑地称为“胜利大逃亡”。（注：有很多文章描述过这一过程，其中之一是刘小萌，1998：738。） 全国知青会议允许那些生病或有具体个人问题的插队知青回家。由于社会普遍抵制的运动，这种许可使那些无法通过顶替制度回家的知青都回了家。很多医生很容易被说服为知青提供(或卖)证明，也不难让大多数干部相信插队知青或他们父母的生活确有困难。“回城风”之猛让政府很难大力反对。但知青会议明确规定了三种类型的人不能回城：下放到国营农场的(他们按月领工资)；已在当地城市就业的；已在农村结婚的。很多抗议主要是由这三种人组织，原因即在于此。他们行动的结果是，大多数被安置在农场的知青都得以返城，只有一种例外：1963-1966年下放到新疆的10万上海人。从1979年春到1981年1月，在云南知青的鼓舞下，他们先后组织了四次集体行动，但当时只有极少数人得到允许回上海定居。大多数呆在新疆的人(或被迫返回新疆的人)都在80年代中期非法回城，因为在新疆实行了“家庭农场”制度后，他们失去了生存手段。由于他们的原籍城市当时拒绝提供居住许可证、住房或工作，使数万人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在90年代初都拿到了城市户口，但很多人的生活十分艰难，他们没有社会保障，进入老年后也领不到退休金，虽然他们举行过无数次集体行动。（注：2001年7月和2004年7月作者与知青M.X.L.、L.Y.O.和R.L.Z.的交谈。）我对有关这一特殊群体的各种可能的解释进行评估后得出的结论是，当时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央政府的态度；他们后来的困境，则要归咎于中国大陆这个最富裕城市的冷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