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日两国都迅速转入战时体制，国际舆论动员也必然是围绕着如何争取战争的胜利而运行的。国民政府为保障“争取与国”和“争取外援”之基本国策的执行，通过多种机构、组织，动用了大量人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分别采取不同措施，积极开展国际舆论动员，通过对外宣传，争取盟友的同情和支持，“苦撑待变”，为中国抗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以及经济和军事的支援，也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作用。① 一 对于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组织抵抗的同时，也日益认识到国际舆论动员的重要性。此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化的大国，日本的异军突起必将影响到其它列强在中国的权益；作为大国，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意义还是战略意义上，在未来远东的政治版图中都将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中日之间的战争，其影响不只局限于中日两国，而必然会引起世界各大国的反应。这一特性决定了中国政府在战争中除了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之外，还要力争在中国拥有重大权益的列强对我施以同情并进行援助，而开展国际舆论动员则是争取这种同情与援助的重要途径。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连日用英语向世界各国广播，以此混淆视听，试图将战争的责任嫁祸于中国。针对日本这一颠倒黑白的行径，有关人士向军事委员会建议：“此种国际宣传战，中国不可忽略。”② 国民政府高层对此予以高度重视，7月22日，何应钦指示参谋本部：“与中央宣传部洽商，每晚增加对国际上广播，与日方对抗。”③ 以正视听。随着战争的迅速扩大，国民政府进一步认识到国际舆论动员的重要性，于9月8日增设了军事委员会第五部，负责国际宣传与国际舆论动员工作。11月6日第五部被取消，在军事委员会宣传部内增设国际宣传处，接管原第五部的工作。1938年2月，国际宣传处改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由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负责，曾虚白任处长。 国际宣传处由总部和附属机构两大部分组成。国际宣传处初创时期总部设于武汉，辖(英文)编撰科、外事科、对敌科、总务科、对敌宣传研究委员会和新闻摄影室。武汉失守后，国宣处总部移驻重庆，内部组织和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相继添设电务室、书报室，摄影室扩展为摄影科，并负责国际广播电台传音科的工作。(英文)编撰科在国宣处内专门负责对外文字宣传，主要工作为采集新闻、编发通讯、出版刊物和翻译书籍。外事科是国宣处开展对外活动宣传的重要部门，其主要工作是“招待来华的国际团体和国际名流，并向国民党军政要人引见；联络驻华各使领馆人员、外侨及外籍新闻记者、作家；与国外重要的报社、通讯社保持联系；举办新闻会议，协助记者采访，以及承担外文电讯的检查工作”④。对敌科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日军侵华罪行的文字、图片等资料，对在华日军、日本国内人民和散居世界各地的日本侨民进行反战宣传，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留日学生。摄影科负责派遣人员分赴抗战前线拍摄新闻照片和纪录电影，然后全部空运至香港，再由驻香港办事处分别寄送海外各地。国际广播电台传音科专司国际广播，开设有英、法、德、俄、日语播音，是国宣处开展对外宣传的重要喉舌。附属机构是国宣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总部互为指臂，密不可分。国宣处成立不久，即在上海、香港、伦敦、纽约、日内瓦、柏林、莫斯科等地设立了7个支部。总部西迁重庆后，附属机关添设了中国海外通讯社和成都编辑委员会，原有的7个支部改为香港、上海、伦敦和纽约4个办事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增设驻华盛顿、旧金山、芝加哥、加尔各答、悉尼、蒙特利尔、墨西哥城、巴黎等地办事处。此外，国宣处还在海外组建“别动队”，“这些人直接受命于国宣处总部，在国外进行独立的个人宣传活动，如搜集情报，在大型集会上演讲、游说、募捐”⑤。 整个抗战期间，除国际宣传处专门负责国民政府国际舆论动员外，国民政府外交部亦承担部分国际舆论动员的任务。外交部的国际舆论动员工作主要集中于情报司和各驻外使领馆。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情报司受到经费拨付和人员配置的限制，工作难以迅速拓展，只能由各驻外使领馆兼办。至1940年，外交部的国际舆论动员工作有了一定进展，编辑出版英文版中国年鉴、英文周刊和英文版现代中国丛书，并“编辑西方宣传专册”，“联络中外著名报社及通讯社，使对我作公正宣传”⑥，“编发《国内要闻一周通讯》”，“资助中央通讯社摄影部及中国新闻摄影社，摄影对外宣传照片”，“就国内重要政情军讯等，撰拟中西文字新闻稿，拍发宣传电，在国内外宣传”。至1942年，情报司开始建立起“独立之情报网”，“以自由西报记者名义于古比雪夫、纽约、堪培拉、奥太瓦派遣专员办理情报工作”⑦。1943年，外交部将情报网的范围扩大至瑞士、伦敦、安哥拉、里斯本及印度五处，并改后五处的特派员为“新闻专员”，一年拨给经费120万元。为进一步加强国际舆论动员工作，自1943年起，外交部尤“重于对美国、近东、南美诸国及对敌之宣传”，并且着手改善《自由西报》的工作，继续“协助纽约中国新闻社及驻外各通讯员开展对美及对其他各地宣传”，进一步“充实世界社，积极对轴心国之宣传”，并“建立驻外使领馆无线电通讯网，灵通宣传电之发布”⑧。 国民政府进行国际舆论动员还大力依托国民党海外部和各驻海外党部。国民党驻海外党部的触角延伸极广，能够达到政府驻外机构所无力达到之处，他们在海外编印党报和侨报，对基层宣传力度极大。如1941～1942年间，中国伊斯兰教领袖之一吴建勋就曾以“中央海外部南洋西亚及北非各国党务特派员”的身份，访问南洋和中东的10余个伊斯兰教国家，“谒其君主，近其民众”，“推进国民外交，联络各民族感情”⑨。吴建勋足迹所达的这些国家中往往中国驻外机构未曾设立或不太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机构工作的不足。 抗日战争时期承担国际舆论动员任务的不唯上述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国民政府诸多军政要员及在海外的各界人士也参与了这一事务。此外，在国民政府的积极争取下，一些外籍人士和外国传媒也成为国民政府国际舆论动员的重要力量。 二 综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国际舆论动员，依国际形势之变化及战事之进程，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国际舆论动员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取国际间的舆论同情与战争支援。为此，国民政府一方面呼吁国际社会主持正义，制裁侵略，“注重于明是非辨利害，俾中立诸强国断然下排击侵略者之决心”⑩；另一方面大量搜集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进行宣传，以证明中国上下一体的抗战决心及其持久性。由于此时美、英等国声称中立，忌讳宣传，国民政府在国际舆论动员方面主要是幕后操纵，采取不显露组织痕迹的隐蔽形式，以避免宣传的嫌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根据远东国际关系的新变化调整了国际舆论动员的策略方针，将过去间接的、隐蔽的宣传改为公开的、直接的宣传。此时，国民政府国际舆论动员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取享受同盟国的平等待遇，提高国际地位。综合这两个阶段，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国际舆论动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