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关系史学者们都知悉，日本于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促使蒋介石领导的中国与美、英、苏成了战时同盟，也扭转了重庆国民政府面对日本军事侵略的压力苦撑待变的局面。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们也都无法否认，1943年10月举行的开罗会议，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推向了百年来的新高点，而蒋介石夫妇与美国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开罗会议时的合照，不但塑造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跃升为世界强权之一的形象，同时也深刻地向世人传达了当时中、美、英三个盟邦之间，立场坚定携手对抗日本的讯息。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与官方宣传所呈现出来的政治表象之间，有着一段差距，近来学术界已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之间台面下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并且探索这些冲突对于战后国际政治局势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① 这些年来也不断有外交和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开始对中英这两个战时盟友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关系，加以重新分析和评价，譬如蒋介石和丘吉尔两人对于欧亚战场孰轻孰重的争执、英国对华未曾实现的贷款问题，以及中英两国在争取美国战略军事资源上的暗中竞逐等。② 本文将利用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中文史料汇编、庋藏于英国伦敦国家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大英图书馆东方和印度事务部档案部门(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British Library)、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等地未出版的官方解密档案及私人档案，以战时中英两国有关印度、西藏和南亚问题之互动为中心，探讨战时这两个盟邦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外交关系。 一、珍珠港事变前的中英关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也迫使国民政府迁都西南大后方。过去的研究曾指出，英国为维持在华商业利益，以及维系其在远东地区的殖民统治不受影响，决定对日本采取妥协的立场，例如，1938年5月，伦敦当局不顾国民政府的严重抗议，径与日本签订关于中国海关之协议，同意在日本占领区内的所有海关税收，一律由日本政府管理并存放于日本银行。到了1939年夏天，英国因欧陆局势日趋紧张，大战一触即发，为避免其在远东地区与日本发生摩擦，形成腹背受敌之势，乃决定进一步对东京让步，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1940年初，当时日本为谋取战前国民政府存放于天津英租界交通银行之白银，径自封锁天津英租界，并对英国政府施以强大压力，迫使伦敦最后屈服于东京的要求，以换取日本解除对英租界的封锁。③ 同年5月，英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以应付欧战不当，辞去首相一职，改由丘吉尔接任，然而此一局面并未能够立即改变英国在远东地区对日妥协的立场；丘吉尔上台两个月之后，英国政府为了继续维持当时在香港和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地位，乃再次屈服于东京的施压，宣布关闭滇缅公路，这不但使得重庆国民政府当时陆上对外的联系管道几乎完全被封锁，战时中国所亟需的外来军品物资之运输，也宣告中断，而对当时中国上下民心士气而言，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④ 近年来英国解密的官方档案则进一步显示出，直到珍珠港事变前，英国政府不但愿意在远东地区对日本采取容忍妥协的立场，事实上还曾经考虑暗中与日本军部进行全方位的军事情报交流合作，来抵消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与苏联之间的密切往来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欲对大英帝国在中亚地区的传统势力遭受苏联驱逐的趋势予以反击。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订，随后国民政府的数个代表团先后路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前往莫斯科访问。为了抵抗日本势力进逼中国西北边疆从而危及苏联在中亚的利益，斯大林慷慨给予蒋介石军事武器装备和财政上的援助，大批战时物资则藉由陆运的方式，从中亚经北疆运往中国西南，也因而当日军于1938年10月占领广州并封锁中国大部分海上运输线时，由西南大后方经甘肃、新疆通往苏联中亚的运输路线，俨然已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国际交通要道。一时之间，基于防御日本的共同利益，国民政府与苏联建立起自1928年以来最密切的互动关系。⑤ 另一方面，在苏联的授意下，由盛世才所主导的新疆省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对英国在南疆的传统势力加以打压和排挤。自1937年起，南疆各地的反英宣传就从未停止过，许多来自英属印度的侨民和商人，不断地因间谍罪和反新疆政府罪而遭到拘捕羞辱，其财产亦被南疆地方官员没收。当时英国驻喀什的外交官员，不但得不到新疆地方政府的保护和尊重，甚至到最后连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亦成了问题。这种局面迫使伦敦在1939年初曾一度考虑撤出这个当时英国乃至西方国家在整个中亚地区的惟一外交据点。⑥ 有不少英国政府高层决策人士深信，英国驻南疆的外交人员遭受新疆省政府的压迫，乃是国民政府在与苏联关系明显增进后蒋介石暗中授意迪化方面的结果，目的在于报复英国不顾中国利益而对日本过于迁就的立场。伦敦的部分英国官员因而力主立即关闭滇缅公路以为反击。⑦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在面对英国驻华大使卡尔(Sir A.Clark-Kerr)的质疑时，曾极力澄清国民政府并未暗中授权盛世才打压英国和英印政府在新疆的商业和外交地位，王甚至还私下向英国大使表示，当时重庆事实上并不具有左右新疆省政府的能力。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中英两国间自抗战以来本已微妙的互动关系，更形雪上加霜。⑧ 随着苏联势力在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的大幅扩张，英国政府非常担心其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统治会因此受到严重威胁，有鉴于此，1939年冬天英国内阁在一连串机密会议讨论之后，决定在中东和中亚各地强化原有的情报网，并且在尚未建立情报站的地区建立新的据点，与所有反苏和反共政治团体联合抵抗苏联的势力。这些据点也包括驻喀什的总领事馆。⑨ 更引人注目的是，为了对抗重庆国民政府、新疆省政府与苏联三方在南疆对当地英属印度公民的“联合打压”，在1939—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伦敦方面甚至已经决定在不让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知悉的前提下，答允日本军方一再提出的与英国展开情报合作的要求，彼此交换有关苏联在中亚和新疆活动的情报资讯，以对抗共产党势力对远东地区和印度所可能造成的威胁。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