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06)3-0027-07 人类并不是像天使般坠落凡间。人类并不是殖民地球的外星人。我们是历经了百万年，从地球上演化出来的诸多物种之一，以一个生物奇迹的身份和其他物种相连。被我们如此粗心鲁莽对待的地球，是我们的摇篮和育婴房，是我们的学校，而且也是我们唯一的家。 Edward O.Wilson，《生态圈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fe,2002:80) 一、有待修正或扩充的暂时性定义 自然书写一词取自于西方文评界用词的中译，但西方对相关的书写也有不一样的称呼。诸如“environmental writing(literature)”、“ecological writing(literature)”、“nature writing(literature)”都有学者使用，但相较之下，最常见的用词仍是“nature writing”，美国重要的几部选集在书名上也都是用这个词。 台湾使用某一专有名词来称呼融合自然科学与文学的写作，始于王家祥、陈健一、刘克襄等人，但从荒野文学、自然主义文学、生态文学到自然写作并不一致。我在二○○四年出版（为二○○二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台湾自然书写研究》的首章，曾经梳理过相关的用词，最后认为可以“自然书写”(nature writing)一词来“暂时性”作为相关书写的总称。至于我为什么要将之前台湾通译为“自然写作”的“nature writing”一词改译为“自然书写”？这是因为“写作”一词在中文使用上常是“动词”，但“书写”却可以作名词使用。另外，“书写”也可视为“抒写”的谐音，隐喻了这类型书写者仍在写作过程中赋予情感托寄、呈现自己与自然互动观点的意味。 过去我的研究，是以现代自然书写(modern nature writing)为主。这些作品隐涵了某种环境伦理意识，并常以反省、质疑、思考的态度，去面对台湾八○年代后环境崩毁、工业化、消费性社会的现象，在书写技巧上则常结合了自然生态知识。这类作品在台湾以散文为大宗，诗次之，小说最少。当时我为这类型的书写下了一个暂时性的界义，以便区隔出同类型可以比较讨论的文本。 首先，在这些作品中， “自然”不再只扮演文学中衬托、背景的位置，而成为被书写的主位。其次，作者“涉入”现场，注视、观察、记录、探究与发现等“非虚构”(nonfiction)的经验，成为作者创作过程中的必要历程。第三，自然知识符码的运用，与客观上的知性理解成为主要肌理，这包含了对生物学、自然科学、自然史、现代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等知识的掌握。第四，书写者常对自然有相当程度的“尊重”与“理解”，既非流于伤逝悲秋的感性情绪，也避免将人类的道德观、价值观、美学归诸于其他生物上，而能呈现某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情怀。第四，从形式上看，自然写作常是一种个人叙述(personal narrative)的文类，常见以日志(journal)、游记(journey)、年记(almanac)、报道(report)等形式呈现，但容许独特的观察与叙述模式。从非“科学报告”式的叙述语汇中，书写者个人的书写风格与文学质素也就因此流露。 我当时如此定义的原因是希望先从最严格定义的自然书写谈起，再逐步走向“越出自然书写”的生态批评相关领域。但这样的定义是否仍然适当，最重要的当然是要观察自然书写者，是否以他们的敏感与想象力创造出新的文本，毕竟，文学批评的定义或诠释进路，都是为了更接近文本核心，或解读文学出版现象而建立的。 二、书写演化的方向 创作并不是倚靠文评者的指导而进行，创作本身即充满着“不可预知性”。我在前一阶段研究断代在公元两千年，那是一个“前世纪的回顾”；本文也无意预测台湾自然书写未来的走向，而是谈谈在“这个世纪初”，台湾的自然书写出版状况，可能隐含着了什么样的暗示性意义。 相对于九○后出现的自然书写者，刘克襄、徐仁修这些早在七○年代晚期就出现的台湾自然书写前行者都曾提过，在他们那个时代要进行业余性的自然观察相对困难得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二十年前台湾自然科学的“通俗著作”并不蓬勃，“图鉴”尤其缺乏，而且重要图鉴的作者多半是日本学者。易言之，当时自然科学知识在社会上的普及性与话题性皆不足。时至今日，自然科学的普及读物已是台湾书市上极重要的出版品，许多重要的出版社都开辟了相关书系。这个现象又可以观察两个重点，一是台湾近十年来手册式、固定路线的图鉴大量出现，这些在西方被称为“野外导览”(field guide book)的出版物，使野外观察的便利性，与一般民众的阅读接受度皆大幅提升，对推动生态观光或一般生态团体的会员招募均有正面助益。其次，图鉴的类型与题材都走向精致化与细腻化。图鉴的精致化包括内容的准确性，与引导一般读者成为业余爱好者的书写技巧。细腻化则又有两个现象出现：一、本地作者所创作的手绘图鉴渐渐出现，这意味着高成本的出版在台湾已不成问题①，图鉴出版要求的是“特殊性”。二、业余观察者“分众化”、“深入化”的趋势已逐渐形成。比方说在过去鞘翅目下的天牛科昆虫通常只是《昆虫图鉴》中的几页而已，现在显然市场已经需要更准确、完整的天牛专属图鉴，于是《台湾天牛图鉴》（周文一，2004，台北：猫头鹰）才有了出版空间。又比方说像《鸟羽》（祁伟廉，2006，台北：商周）这样以展示各种鸟类羽毛的图鉴，则是在各类型“鸟类图鉴”接近完备之后，才会出现需求的特殊图鉴类型。当然，相较于日本或欧洲尚有“哺乳类足迹图鉴”、“鸟类鸣声大鉴”之类更细腻的图鉴，台湾的图鉴出版还有发展空间，我们也可以从市场的角度说概略性的图鉴已达出版饱和，因此必须转向策划这类图鉴的出版。但无论如何，这已可看出近十年来台湾自然科学最基础的普及读物一图鉴，与二十年前贫乏的出版质、量已大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