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 ——亚里士多德：《诗学》 一、问题的由来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认同，已然成为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2005年12月，在广西南宁市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民族作家身份认同问题”不仅被列为此次会议的四个议题之一，而且贯穿于此次会议的所有讨论当中：一方面，中国作家的少数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引发了与会学者们的热烈探讨，另一方面，由于此次会议在广西召开（会议的四个议题之一即为“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与批评”），探讨的焦点自然就集中在了广西的少数民族作家身上，其中，鬼子——广西当代重要本土作家之一——的民族身份问题旋即成为了焦点中的焦点。 此次会议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应了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超出了其自身原本狭小的研究范围，而与文学的民族主体性和作家的民族主体意识等问题，以及当前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诸文化和诸文明之间的冲突紧密交织。这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为了一个纠缠不清而又亟须弄清的重要学术问题，而纠缠不清的原因之一，是其所涉及到的多学科背景。 展开来看，对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问题的反思以及对民族身份认同问题的考察，是20世纪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的人类学界，在就近代中国如何从以“天下”观为特征的古代帝制被迫转变并进入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的过程以及中国自身的民族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上，也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从这些中外人类学学者们的反思、研究与探讨中，对一些原以为清晰、自在的概念，人们逐渐获得了更深入也更深刻的认识，例如，人们逐渐形成了对民族国家与民族自身的被建构性，即其“被想象性”的主动的警醒与关注。②如今，各学科之间概念的流动与借用已然成为学科间的显著现象，就此业已形成一些边缘性交叉学科，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也因此越过人类学学科自身，进入了文学研究的领域。 在第二届“多民族文学论坛”上，对少数民族作家身份认同问题的探讨，即为诸学科交叉之后的一个典型例子。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深入，也许只有当我们将之置于各学科的交叉点上来进行而不是拘泥于一学科一领域之时，才能使探讨的结果具有更大的整合性。 二、在个体与整体之间 将一个书写者或进行书写的从业者称为“作家”，这首先意味着他是一个个体。不管作家书写的是关于自身的或人类的生命的感觉还是对世界秩序的某种理解，这种书写都必须建立在作家的个人体验与感悟之上，也就是说，在作家的书写中，所包含的必然是某个个体对生命和世界的理解。由此出发，一个少数民族作家③首先是一个个体作家。然而，只有处于整体之中时，个体才可能成为并被称为“个体”；个体先在地、必然地将与整体发生种种关联。 作为人的个体的指向，我们常将外在于个体的人的整体称为社会或世界。然而，不管是社会还是世界，都是一种外延相对模糊的整体概念，所以我们需要从更具体的层面来对作家的个体所指向的整体进行考察，例如与个体指向相连的国家、阶级、宗教、民族等等，而随着认识的深入与发展，我们已逐渐意识到这些层面的分界和定义的多元、动态的性质。在这样的个体对整体的指向关系中，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认同问题便成为了个体在某个或某几个多元和动态的整体性层面中的定位问题，例如个体与国家、个体与具体族群或整体民族的关系等，而在其后，其实还包含着更为广泛的意识形态、社会权力以及社会资源的分配等整体性层面。对此我们还可以参照安东尼·史密斯的分析，他认为人们的身份认同(identity)包含了多重身份与角色——家庭、领土、阶级、宗教、族群和性别，这些身份的基础是社会分类，而这些具体分类方法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很可能会发生变化甚至被废弃。④以安东尼·史密斯的观点来看，作为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一种关联，民族身份属于作家众多身份中的一个，而民族身份认同则属于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分类。 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虽然在根本上基于个体自身对认同于某个群体的心理需求，例如，隶属于某个族群的个体常常对其自身的民族怀着某种无法言传、难以用理性来推衍的深厚感情，但是就个体与整体所包含的种种关系的层面来看，这种身份首先是与国家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指向相连的；少数民族文学，与其说是一个天然的自在体系，不如说是在中国对“多民族国家”的构想与对“多元一体”格局的宏大建设中的一个持续性的文化建设项目。这决定了作家这一族别身份的被建构性及其内在体制性。 此外，在中国的语境内，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认同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整体主义特征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这种整体主义倾向必然会影响到对社会分类及分类方法的判断，并将之逐渐导向某种价值分类、价值判断甚至道德判断。所以，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从某个具体民族／族群的整体的价值判断甚或道德判断出发，去要求一个在身份上属于这个民族／族群的作家成为其“代言人”，而这反过来也逐渐成为一个作家在其潜意识里自觉承担的社会使命之一。因此，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虽然具有被建构性，但在当下的整体性话语层面中却具有其合理性与正确性。 与此相应的，中国现阶段的文化与经济层面也同样构成了逻辑强大然而含混交杂的整体性层面，例如在字面上以“族群”一词对“民族”或“少数民族”一词的替代；这词语替代的呼声，主要基于一种现实的判断与选择：对“族群”一词的相对“中立”的文化色彩和对“民族”或“少数民族”一词所暗含的政治以及民族主义色彩的判断与选择。⑤然而，在将两词在中西文的不同语境中的使用进行比较之后，人类学者却谨慎地指出，“两个术语各具有特殊的规定性……比之于‘民族’，‘族群’也不是什么更妥帖的概念。两个术语体现了人口的多样性问题在不同语境里的表达，无论在学术使用和一般使用上都具有任意性的一面。”⑥此外，当人类学学者们将文化纳入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之内来进行考察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文化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有限的、稳定的、由同一文化中的成员信仰并行动共享的体系。⑦而对于身份，20世纪的思想者则论述道，“文化身份根本就不是固定的本质，那毫无改变地置身于历史和文化之外的东西。它不是我们内在的、历史未给它打上任何根本标记的某种普遍和超验精神。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是我们可以最终绝对回归的固定源头。”⑧作为20世纪诸学科所贡献出来的富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这些文化反思对当今国内对民族文化以及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建设的讨论也许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