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2月号《诗刊》头条刊载了由公木、严辰、屠岸、辛笛、鲁黎、艾青等18位老诗人联署的、题为《为诗一呼》的文章。这是他们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为促进新诗走向繁荣而采取的联合行动。在这篇文章中，老诗人们同时向“各级文艺领导同志”、评论界、出版社和文学刊物发出了吁请，吁请他们注意“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大会所致的贺词中”对“包括新诗在内”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有了空前的发展”的肯定，吁请他们（“重要的是各级文艺领导同志”）“应该重视新诗，要给予真正的关怀和实际的支持，要通过各种途径和采取各种方法，推动新诗的发展。”吁请的背后是不满，不满的背后是担忧，担忧的背后是正在悄悄兴起的商业化大潮，是各种势必导致诗歌的社会文化地位急剧下降的无意识力量的合流。老诗人们关爱新诗事业的拳拳之心确实令人动容，问题在于，这种“为民请命”式的呼吁将如何落到实处？它所诉诸的良知或悲怀是否能反过来成为其有效性的保证？ 饶有兴味的是，于此前后一批更年轻的诗人也在纷纷采取“联合行动”。这种“联合行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吁请，吁请诗歌社会更多关注他们的存在；但在更大程度上却是一种回应，回应新诗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率先采取这一行动的是一批四川的校园诗人。他们以写所谓“莽汉”诗相号召，并自印诗集《怒汉》，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诗歌群落，其主要成员有李亚伟、万夏、胡冬等。1985年1月，由柏桦、周忠陵主持的民间诗刊《日日新》在成都创刊，同时创刊的民间诗刊还有署名四川省东方研究学会、整体主义研究会主办的《现代诗内部参考资料》。3月，由《他们》文学社主办的民间诗刊《他们》在南京创刊，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丁当等。4月，民间诗刊《海上》、《大陆》在上海创刊，主要撰稿人有孟浪、默默、陈东东、郁郁、王寅、陆忆敏、刘漫流等。6月，由燕晓东，尚仲敏主编的《大学生诗报》开辟“大学生诗会”栏，并撰文倡导“大学生诗派”。7月，署名四川省中国当代实验诗歌研究室主办的民间诗刊《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创刊；同时北京的一批青年诗人成立“圆明园诗社”，并自办民间诗刊《圆明园》，主要成员有黑大春、雪迪、大仙、刑天等…… 这种组社团、办民刊的热情在其后的两、三年内有增无减，形成了一定影响的包括：1986年3月，由四川省大学生诗人联合会主办的《中国当代诗歌》推出所谓继“朦胧诗”之后的“第二次浪潮”；5月，署名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现代文学信息室主办的民间诗刊《非非》创刊，主要成员有周伦佑、蓝马、杨黎等；稍后，《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在四川创刊，主要成员为石光华、宋渠、宋炜等；又稍后，黄翔等在贵州发起“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并印行同名诗报；1987年3月，由廖亦武执编的民间诗歌出版物《巴蜀现代诗群》印行；5月，由孙文波等主持的民间诗刊《红旗》在四川成都创刊，由严力主持的《一行》诗刊同时在美国创刊；1988年7月，由芒克、杨炼、唐晓渡发起，北京一批青年诗人成立“幸存者诗歌俱乐部”，并自印民间诗刊《幸存者》；9月，首倡“知识分子精神”的民间诗刊《倾向》创刊，主要成员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等；11月，民间诗刊《北回归线》在杭州创刊，主要成员有梁晓明、耿占春、刘翔等。 回首那一时期的民间诗坛，真可谓风起云涌，众声喧哗。这既是在压抑机制下长期积累的诗歌应力的一次大爆发，也是当代诗歌的自身活力和能量的一次大开放，一场不折不扣的巴赫金所说的“语言狂欢”。如果说其规模、声势、话语和行为方式都很像是对“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滑稽模仿的话，那么不应忘记，其无可争议的自发和多样性也构成了与前者的根本区别。或许，说这是一场中国式的达达主义运动更加合适。它在历史的上下文中恰好与前不久那场“清污”运动形成了反讽，并使“指导者”们控制局面、收复“失地”的愿望完全落空。形势变得越来越像W·叶芝在《基督重临》一诗中曾写到的那样： 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啊旋转， 猎鹰同再听不见主人的呼唤，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运动的高潮是1986年10月由《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据统计，共有84个民间诗歌群体（人数最少的只有一个——诗歌中真正的极大值）参加了先后分两期刊载的展出。当然数量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就像尝试借用商业方式运作（包括运动中提出来的那些针对“朦胧诗”的策略性口号）以推广诗歌尽管称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意，但并没有给这场运动额外增添什么光彩一样。这场运动的最大成果，在于使“朦胧诗”之后一直酝酿着的二次变构表面化了。新一代诗人自我确认式的介入表明，多元化已不可逆转地成为当代诗歌的基本价值取向，寻求自律的诗正越来越成为它自己的意识形态，而这同时意味着其可能性在生命／语言界面上更广阔、更深入的探索和拓展。由于运动，“第三代诗人”或“第三代诗”成了风行一时、臧否激烈的谈资，进而成为批评家和教授们的研究课题。很少有人想到，这一集体命名或批评术语的最初版权，竟应归属于毛泽东和当年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我所目睹的有关这场运动最令人感动，也最戏剧化的一幕发生在《诗刊》办公室。当时我正在看稿。一劲男一靓女满面风尘，合拎着一个大旅行袋，像冒出来似地突然出现在身后。未等我开口询问，他们已从旅行袋中取出一面卷着的旗帜，“呼”地一下展开。旗帜大约有近两米长，半米宽，紫平绒作底，镶着金黄的流苏，上面赫然一行亦魏亦楷、遒劲沉雄的大字也是金黄的，写的是“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我一时惊诧，口中讷讷，却又见他们收起旗帜，复从旅行袋中取出沉沉的一卷纸，在地上“啪”地打开。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叠铅印的诗报，刊头处亦题着“中国诗歌天体星团”，与旗帜上的显是出于一人之手。此时但听那劲男开口道：“我们是贵州的黑豹子，到北京咬人来啦！”这话听来像是在背事先准备好的台词，我不觉“哈”地一下笑出了声。我说写诗就写诗吧，怎么还要咬人啊。这两人却不笑，仍是一脸庄重，也许是紧张。交谈之下，劲男说他姓王，本来身患重病，在医院躺着，差不多已被医生判了死刑。但一听说要来北京，陡地浑身是劲，瞒着医生爬窗户，从医院直接上了火车。“我太热爱诗了”，他攥了攥拳头：“只要是为诗做事，豁出命来我也干。”我无法不相信他的故事，无法不为之叹息。最后他指着地下的诗报说：“这是我们自己筹款印的，想送给诗刊社的老师每人一份。如果愿意，就给一块钱的工本费，不给也不要紧。”我还能说什么？赶紧掏钱买了五份。我记得那是1986年初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