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6)03-0094-05 时间：1927年；地点：北四川路魏盛里的一家书店。 一个身穿竹布长衫，脚穿白色橡皮底鞋子的中年人从东门迈了进来。小伙计抬头看去，只见他头发长得很长，有一点小胡子，咬着一个竹制的烟嘴。此人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到书店的人很少有这种穿着，当时书价并不便宜，这种衣着者基本无力购买书籍。只见那个人顺着书架一声不响地浏览一周，然后又返回来慢慢选书，每一本看得都很仔细，包括装帧、书名、目录和内容。等到结账的时候，他居然选了好几本价格不菲的中文和日文书。这着实让小伙计和老板娘吃了一惊，他们告诉了老板。①过了几天那个中年人又来到这个书店，挑好书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茶一边点上烟火用流利的日本话请老板把书送到景云里。经过一番寒暄，老板终于得知这个中年人就是刚到上海的鲁迅，而这个书店就是内山书店，老板是内山完造。② 鲁迅和内山书店的关系如今已为公众熟知，上述这个场景来自内山书店的职员王宝良和老板内山完造的回忆。由于时间久远，王宝良把日期记作1929年，时间记作夏天的下午，并且称鲁迅最后购买了十几本书，总共要五十几元。根据鲁迅日记和书帐，他第一次去内山书店是在1927年10月5日，买书四种四本，十元二角。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经过几天的旅程从广州来到上海，第三天便来到内山书店；不到一个月期间，他去了10次内山书店，12号一天就去了两次。他最初下榻共和旅馆，随后也搬至距内山书店步行可至的景云里。③ 本文开头的场景和上述细节，都说明了现代知识分子和传统士大夫对于文化空间的需求迥然不同。“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论语·雍也》）的生活标准被传统士大夫推崇备至，他们往往以“目不窥园”为荣，只需要自足的文化空间（如“陋巷”）。美国学者艾尔曼(Benjamin A.Elman)则通过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学术共同体，发现书院、藏书楼成为士大夫重要的文化空间，他们之间以协作、书信和会晤的方式进行交流。④绝大多数现代知识分子既不可能生活在自足的文化空间里，也不可能只生活在共同体的文化空间里。现代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对于鲁迅这种以写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来说，各种现代文化空间更是必不可少。本文将研究鲁迅在上海的最初三四年间（1927-1930年），如何通过内山书店和电影院获得各种媒介信息，并以它们为媒介建立自己的交往网络。这三四年，正是鲁迅从一个拥有固定职业者向自由职业者过渡的关键时刻。书店和电影院分别供应着一个写作者必需的文字和影像媒介，这些现代文化空间也是新型媒介，使得脱离了“单位制度”的鲁迅得以与外界交流，并建立自己的共同体。 上海以书店云集而著称，书店之间具有不同的分工。冯雪峰、戴望舒、施蛰存都是文学团体“文学工场”的成员，但各自兴趣有所差别，所以常去的书店也不尽相同。当时他们住在松江，冯雪峰一到上海，就去北四川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和设在海宁路及吴淞路一带的日本旧书店；戴望舒到上海就去环龙路（今南昌路）的红鸟书店买法文新书；施蛰存到上海先去看几家英文旧书店，其次才到南京路上的中美图书公司和别家书店。⑤对于鲁迅影响最大的恐怕非内山书店莫属，同时鲁迅也使得内山书店成为重要的文化空间——两者相得益彰。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人称内山书店为中国文化界人士津津乐道，“其原因当然是由于他和鲁迅的关系”。⑥从1928年到1935年，根据《鲁迅日记》的书帐，鲁迅每年购书费用在600元到2400元之间。这些书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文书，其中绝大部分又是从内山书店购买。⑦鲁迅去内山书店共500次以上、购书1000册之多，中国书店买不到或不能销售的书，往往在内山书店都能买到。⑧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不仅鲁迅从内山书店购买大量书籍，内山书店还代售、代办了鲁迅的书籍。⑨鲁迅曾以“三闲书屋印行”的名义出版书籍，其中四种由内山书店代售，还有的书籍则托内山送到日本东京去印刷。⑩ 内山书店对于鲁迅来说不仅是一个购书场所，已经成为他不可或缺的文化空间，承担着其他书店无法承担的功能。对于缺乏体制内交往空间的鲁迅来说，内山书店成为他跟外界交流的重要媒介。不管许广平还是内山完造或店员王宝良，都特别提到内山书店的一个细节，即专门辟有茶座，七八张沙发和椅子围着一张小桌子，供客人联络感情、交接朋友之用。特别是在1929年内山书店迁至施高塔路 （今山阴路）11号后：总体布置和原来一样，中间的书架靠后面一点有两把椅子，鲁迅把内山书店当作约会朋友的地点，每次来都坐在这里。(11)内山完造把这称作“漫谈席”，它也相当于鲁迅的“沙龙”。内山书店成为具有一定开放性的空间，一方面通过内山完造的介绍鲁迅认识了大量日本人士；另一方面鲁迅可以在此约见朋友，文学青年也会慕名前来结识、拜访。内山书店不仅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在日本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中也流传着请内山完造帮忙就可以见到鲁迅的说法。在《鲁迅日记》中，他在这一段时间认识的日本人，或者是在内山书店，或者是在内山完造举办的酒宴上。1954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给王宝良去信，列举了上海时期《鲁迅日记》中记载的55个日本人姓名以及与鲁迅会面的日期，同时说明：“以上五十五人中大多数是通过内山先生的介绍或在内山先生举行的宴会上与鲁迅认识的……。”王宝良将这份名单转给内山完造，内山完造表示这并不能完全涵盖他介绍给鲁迅的日本人，由此可见内山书店在鲁迅和日本文化界之间起到如何重要的作用。(12)而鲁迅要见朋友，也通常约在内山书店或内山先生位于千爱里的家里（就在书店的后门口）。(13)内山书店，成为当时上海的一个文化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