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运动与作为学术的民间文学

      一

      本文所谓的“民间文学”，是与“作家文学”相对的概念。当一个具体的文学文本被视为一个或多个人的“个人”创作，该“个人”对该文本具有自始至终的“著作权”时，该作品就被称作“作家文学”，哪怕该作家只是“佚名”或“无名氏”；相对的，当一个文学文本没有与具体“个人”发生上述的关系，那么就是本文所说的“民间文学”了①。之所以作这样的区分，主要是针对学术界在使用“民间文学”、“俗文学”和“通俗文学”这几个名词时的混乱现状和历史，强调的只是文本创作的非个人化。它大致包括民间散文叙事（神话、传说、故事等）、民间韵文作品（抒情歌谣、叙事诗、史诗等）、民间说唱和民间戏曲四大类。“俗文学”和“通俗文学”似乎也经常包括这些部分，但是它们把这些文类中的个人创作都囊括在一起，这是本文的“民间文学”概念所排斥的。

      “民间文学”作为现代学科名词，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很多著作搜寻出了1916年3月19日梅觐庄给胡适的一封信②，信中这样说：

      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Popular poetry,Spoken language etc.)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讪笑攻击耳。③

      但是这个绝对意义上的最早时间，即便是确凿的，至多也只是满足了学术史家的习惯癖好，对于学术史本身，却并没有效用，因为这段话出现在私人通信之中，它的真正被公布，实际要到1934年元旦胡适发表在《东方杂志》3卷1期的《逼上梁山》，更何况它也只是这样提及而已，从它随后就又说“俚俗文学”来看，显然也还不是有特殊意思的定名。真正在现代学科意义上最早使用“民间文学”一词的，目前看来还要数胡愈之1921年1月发表在《妇女杂志》上的《论民间文学》一文④，该文借鉴国外理论，对民间文学作了全面的界定阐释，明确指出：“民间文学的意义，与英文的Folklore德文的Volkskunde大略相同，是指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并具有两个特质：“第一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第二民间文学是口述的文学(Oral Literature)，不是书本的文学(Book Literature)”。这就是后来被各种民间文学概论类著作所袭用的所谓集体性和口头性。

      当然，正如很多现代学科的生长过程一样，民间文学也并不需要先确立学科名称才能产生，它的实际出现是各种机缘下的偶发行为。现在学术界公认它的诞生应该从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活动算起，以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有关征集活动的“校长启事”及其征集简章为标志。歌谣运动是由新文学运动直接催生的，并且也成为了新文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兴起和成功，与其依托的北京大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揭载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列举两条征集资料的方法：“一本校教职员学生各就闻见所及自行搜集”、“二嘱托各省官厅转嘱各县学校或教育团体代为搜集”，其中第一条还算寻常，第二条则分明体现了北京大学的特殊地位。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当其成立时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因此，“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⑤民国开始设立教育部，北京大学虽然丧失了作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的权力，但是它的影响力还是不容忽视的，更何况此时的校长蔡元培，又曾是中华民国的首任教育总长，这是别的学校难以比拟的。据刘半农回忆，当他将征集歌谣章程面呈蔡元培校长时，“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⑥。不过这条途径的征集工作成绩很不理想⑦，真正征集来作品的，主要还是依靠校内外热心人士的个人活动。无论如何，当时的成绩还是相当可观的，三个多月后，“计所收校内外来稿已有八十余起，凡歌谣一千一百余章”⑧。

       这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最早开始征集歌谣的先驱周作人。1914年春，周作人利用身任绍兴县教育会长一职的条件，在绍兴一地进行过试验。他于1914年1月10日草拟一则启事：

      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儿时钓游故地，风雨异时，朋侪之嬉戏，母姊之话言，犹景象宛在，颜色可亲，亦一乐也。第兹事体繁重，非一人才力所能及，尚希当世方闻之士，举其所知，曲赐教益，得以有成，实为大幸。

      后面附有采集条例八项，其中关于儿歌的有云：“儿歌例如越中之《一颗星》《隔棂灯》等是，又小儿谜语，及游戏时所歌，亦含在内”，“录记儿歌，须照本来口气记述。俗语难解处，以文言注释之。有音无字者，可以音切代之，下仍加注”⑨。这些注意事项，虽然比诸《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要简略些，却也初步具有了现代学术研究的气度。周作人利用两种途径来传播这则启事：一是随《越铎》报散发，《周作人日记》 1914年2月10日记：“……托《越铎》报社分送搜集绍兴儿歌童话启，凡千五百枚……”⑩；二是刊登在1914年1月《绍兴县教育会月刊》4号上，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配合其征集工作，周作人在同期上还发表了《儿歌之研究》的论文。

      显然，周作人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看作日后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的具体而微的试验，但是它的征集成绩十分糟糕，一共只有一个相识的高小校长化名给他寄来了一首儿歌。为此周作人只好自己独立搜集抄录了一本200多首的越中儿歌集(11)。后来他怀揣着这份儿歌集来到了北京大学，被拉进了歌谣征集运动之中，并一度担任主要负责人，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周作人的失败和北京大学的成功，除了时代风气的变化之外，更可以明显看到作为运动的发起者，个人与权威机构之间的巨大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