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区分了两种写作：古典式写作和现代式写作。古典式写作是一种目的论式的写作。它的语言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统一性，是被思想产生的。字词是关系性的，尽可能抽象。古典式写作是为了传达某种讯息，“唯一作用在于尽可能快速地把一种原因和一种目的结合起来。”① 而现代式写作则完全不同。相对于目的论式的古典式写作，我们或许可以把“现代式写作”归类为“艺术式写作”。它是活泼的，生机勃勃的，完全自由的。或者说，它便是一种“语言的狂欢”。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被巴赫金赞叹过的狂欢精神的全部要素：（字词之间）平等对话的精神，交替和变更的精神，死亡和新生的精神。它不屈从于目的论或者决定论的阴影，而是自由地探求语言的无限可能性，展示字词的闪烁。字词不再屈从于关系，而是借助关系表现自己。“在这里，字词是百科全书式的，它同时包含着一切意义。”② 一 作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部分的新文学中，有两种值得注意的分类：“以文学为手段，承担起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启蒙工作”的“启蒙的文学”，与试图“使文学与人的自觉联系起来”的“文学的启蒙”。③虽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带有目的论的古典式写作的影子，但是后者却已经开始注意文学本身的美感，抬高对于形式的估价，思索文学的存在本身。 在后者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文学的形式被抬高了一个地位，“形式以劳动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的形象出现……写作将不是由于其用途，而是由于它将花费的劳动而被保全。”④换句话说，文学不再以思想价值的承担者的面貌，而是艰难地探索着以无附加值的本身来要求重视。 由对于形式的前所未有的重视引发的就是对语言的套路的损坏。语言不再是唯一指向的，而是具备了多种的解读可能。而这种语言所要求的叙述方式也不是直线的，而是辐射与飞散式的。路翎的“疯狂的叙述”正是一个极好的代表。这种叙述令人吃惊地展示了一种非线性的语言，一词多义被强制扩展到了几乎无限的包容性：“在路翎的小说中，‘英雄’、‘狂热’、‘旷野’、‘忧愁’、‘嘲弄’、‘光荣’、‘命运’、‘复仇’、‘漂泊’、‘爱情’、‘孤独’、‘美丽’、‘柔弱’、‘女性’等词汇都高频率复现，前后的意思却可能迥然相反……比如‘爱情’一词，有时表达真正的男女恋情，有时则为一种基督式的仁爱，有时更成为‘憎恶’的代名词，即使被殴打之后，也会对殴打自己的人产生一种甜蜜的‘爱情’，甚至感动得流泪。”⑤ 在两种写作的差异的背后是世界观的差异。这样一种上气不接下气、疯狂的、无理性的叙述方式，是作为现代世界的同构物而出现的。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使普遍意识形态分崩离析。因此，曾经被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所统治的古典式写作也不再具有优先性了。在多元化的世界里，所展示的是“价值领域里的诸神的黄昏”（柏林语）的图景。世界不再是清晰的，在决定论的神话被剥离之后，世界第一次以它“无逻辑”的面貌呈现出来。它是由众多的事实所组成，每一个事实本身正是对另一个事实的嘲笑和否定，每一个事实都不比另一个占有更加优先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写作产生了。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在1955年路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战争，为了和平》，却呈现出与他前期作品美学面貌上的强烈差异。这种差异涵盖了文风、场景、人物等各个方面——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与前期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说现代式写作来源于从古典世界到现代世界的巨大变化，那么从多元化到一元化则昭示着社会的巨大变革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是如何通过符号语言作用于作家的写作的？ 二 路翎前后期作品中表现出的美学面貌的巨大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从泥泞的旷野到内聚的战场：路翎小说中故事场景的变化 路翎的长篇小说之间的差异，首先体现在故事场景的变化上。在《财主底儿女们》中，故事取了一个广阔而流动的空间背景。随着人物的走动，我们经历了整个一个广大的中国，从苏州的蒋家花园到石桥场的小学校，从奢华的上海跳舞场到拥挤的难民船，从总理汪精卫到流浪的兵士石华贵。这是一个黑暗而泥泞的旷野，耳边呼啸着深远的风声，热情做着疯狂的飞翔。 而在此后的《燃烧的荒地》中，场景急剧缩小到了一个平凡的小乡场——兴隆场。然而，正如它题目就已经指明的，这个现实中狭小的乡场，喻指的是人物精神上的“荒地”。郭子龙，张老二乃至于何秀英，这些人都是被种种力量剥夺了家、从生活秩序中被连根拔出的漂泊者。精神世界的无限广阔性，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实际世界的有限性。它让人时时忘却自己所处的世界的狭小。 到了《战争，为了和平》，表面看来路翎似乎回到了《财主底儿女们》的宏大场景之中，空间背景再一次从封闭的乡场回到了开放的朝鲜战场。但是，在审读之下可以发现，与《燃烧的荒地》中表面封闭但实际对应着无边的精神旷野的乡场相反，这里的战场表面阔大而精神上却是一个闭合的空间。作者所讲述的事件主要发生在村庄和战壕里，弥漫在前两部作品之中的“旷野”感难以寻觅。战场之外的“祖国”大部分时间里仅仅作为背景出现。 场景在故事的展开中提供的是一个基础性的地位。开放的场景对应着故事所提供的无限多的阐释可能性，并从形式层面上帮助人物内在力量的推进、揭示情节乃至生活的未完成状态，为文本增加丰富的信息和能量。而与此相反，作为一种稳定、静态的形式，一个相对闭合的空间结构，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往往是认同秩序、守常、圆满，并且会在极大的意义上，制衡小说的内蕴、主题的发展。 “疯狂的叙述”的消失：路翎小说中文风的转变 从《财主底儿女们》到《战争，为了和平》，路翎的文风经历了一个从极繁到极简的强烈对比。如果说在前期作品中，他的描写像胡风所称赞的那样，是油画式的融合了复杂的色彩和复杂的线条，将笔触细细地伸展开，力求描述每一条筋肉的表情，每一个动作的潜力的深度和立体；那么到了后期，他的描写是线条式的，极其简练而明了，简单的几笔就勾勒出一个人的大概轮廓并为其定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