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I206.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06-0166-08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先生以102岁的高龄仙逝。无论在他生前还是在他身后，这个名字始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话题。虽然巴金先生从1999年春天起，整整6年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他既不能发出声音表示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更无法用写作或者其他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基本上是生活在一个沉默和昏黑的环境之下，但是这6年中，他的思想是清晰的。在老人生命的最后年月里，在他的周围各种声音越来越喧嚣，随着老人的社会声望越来越高，围绕着他的议论也越来越尖锐。现在我们生活在媒体时代，各种信息泛滥成灾，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有时候谣言会铺天盖地压倒一切，而真相却被遮蔽；有时候因为老人的特殊政治身份，每逢一些特殊的时候，如他的生日、他的忌日，都会在媒体上出现应景的报道和宣传，许多消息、评价和赞词都被重复使用，但许多重要的、关键的、真实的内容，如老人一生都苦苦追求和坚持的理想、信仰、建议、呼吁，却都被遮蔽起来未能见得天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我只能说这是一种巴金研究现象，而不是一般学术意义上的巴金研究。本文不打算对近年来的巴金研究状况做细琐的索引和综合，只是就我研究巴金的个人心得，结合我所感兴趣的有关巴金研究的几个问题，做一个简约的分析。 一、巴金研究的资料新发现 巴金先生是一位当代著名作家，围绕巴金的研究是在他还健在的情况下开展的，本来不应该有所谓资料问题。但是由于巴金的特殊信仰和他所生活的特殊环境，他早期的著作和思想资料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现代文学史领域、也是现代思想史领域的一个禁区。在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苏联十月革命模式为理想的革命模式；而与此相违的一切思想理论甚至革命运动都被视为非法，或者反动。这一理论导向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革命实践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在前苏联的权威理论的钳制下演变而来，所以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教材里，对于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立面的无政府主义持敌视的态度。 但这里又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与同样是中共对立面的托洛茨基派又有所不同。托派是直接由托洛茨基的国际组织设置在中共内部的反对派，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有具体的政治目标与政治影响，所以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致命的清算；而无政府主义则是“五四”前的一个社会主义的流派，其早期所影响的人士中，包括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左翼知识分子，有很多后来转为共产党的领袖；另外一批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吴稚晖、李石曾等，后来又成为国民党政府的资深元老，而作为一种思潮的无政府主义，早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力量，它转而成为一种空洞的伦理原则，对于所信仰者的道德情操有所规范。所以，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无政府主义没有构成对现实政权的威胁和破坏。这就使无政府主义本身在1949年以后没有成为中共镇压与整肃的目标，它仅仅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禁忌。巴金也是在遵守这种禁忌的前提下，成为一位中共政权能够接受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巴金在后半生参加了许多国家级别的政治活动，但始终是以一个无党派①人士的身份亮相的，而“无党派”在中共的政治协商会议里本身是代表了某种政治倾向和政治势力。在这个概念里，我觉得无政府主义若隐若现地还是保留了某些存在的因素②。 但是巴金本人并没有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资料提供过什么有价值的材料，相反在“文革”前，他一直是讳莫如深地对待这一段历史，包括修改重版他早期的著作，尽可能地抹去无政府主义的痕迹；在无法完全灭迹的情况下，他也总是用自我检讨来淡化历史。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巴金并不是第一批被当时的掌权者抛出去批斗的“反动权威”③，而是在上海市委已经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在无序的混乱中受到造反派的批斗和迫害。巴金是因为“反动权威”的身份和罪名被打倒，追究其无政府主义信仰是为了挖掘其“反共”故事，在这前提下无政府主义才成为他的罪名。当然，这时候巴金的早期政治理想及其言论都作为“罪状”而公布。经过这样的灾难性的洗礼以后，反而使晚年巴金对于自己的信仰问题变得坦率起来，他再也不掩饰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早期信仰与相关文献，并多次表示同意公布这些材料。 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整理出版的《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里，巴金把早期的一部分正面颂扬无政府主义英雄的人格榜样和精神传统的文献都收录出版，但根据当时的出版忌讳作了一定的删节，有些过于敏感的文章，如直接批评早期苏维埃政权和列宁主义的文章还是被删去，早期根据无政府主义者柏克曼的著作改写的理论专著《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也没有收录④，但毕竟是部分公开了早期巴金真实的政治面貌和政治言论。对于那些还没有公开的文献也有了较为完备的资料索引⑤，并在一些学者有关巴金传记著作里被引用。 1994年，日本学者山口守发表了《关于InternaU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IISH)和Centre IntemaUonal de Recherches sur L’narchisme(CIRA)所藏之巴金英文、法文书简》⑥一文，对于巴金研究资料有重大突破。这是山口守教授于1992年访问荷兰阿姆斯特丹和瑞士洛桑查阅资料时发现了巴金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与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批通信，这批书信不仅仅对于探索巴金的思想极为紧要而有用，而且还体现出作为现代思想的无政府主义当时确有的普遍性和广泛性⑦。接着，山口守又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伯克莱加州大学、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等地继续寻找和发现巴金与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的通信往来的材料，先后多达70封左右的来往书信⑧。通信时间最早在1926-1927年之间，最迟到1950年，而且在1948-1950年间通信数量也达到最高点，这也说明了巴金虽然在30年代以后已经不再直接从事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运动，但是在思想上和国际关系方面，依然与无政府主义思潮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并且，在这些通信中他站在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上，对于中国大陆动荡剧变的形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这批书信到目前为止尚未被研究者很好地利用，也没有对新一轮的巴金研究产生新的理论上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