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6)04-0001-07 20世纪20年代享誉文坛的现代诗人文学家汪静之于1996年去世。我们经近10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汪静之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文集分编6卷：诗歌卷上《蕙的风》，诗歌卷下《六美缘》，小说卷《耶稣的吩咐》，文论卷《诗歌原理》，书信卷《漪漪讯》，以及回忆杂文卷《没有被忘却的欣慰》。[1]这套文集肩负的使命是重现汪静之的本来面貌。这一使命是历史现状提出的：从“五四”时代至今80多年间，汪静之曾得到不同的解读，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间，一些文学史书曾将汪静之一笔勾销，另一些文学史书则对“有些资产阶级分子狂热地要求抒发个人情感”进行批判。[2]汪静之的旧作早已绝版，能见到的《蕙的风》版本都是以1957年删改本为基础的，已非其本来面貌。 从20世纪80年代起汪静之重新受到人们关注，2002年汪静之诞生一百周年之际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辑出版《汪静之先生纪念集》，召开汪静之学术研讨会，讨论文学史著作的失误和历史局限性，要求对汪静之进行历史的再评价，可看作是一个标志。为了满足读者和研究者的需要，保留一份20世纪的文学遗产，此次编辑出版的《汪静之文集》搜集了久已绝版的20世纪20-30年代文献，也搜集了大量初次公开的作者手稿、佚诗，对1957年以来屡屡重版的《蕙的风》（其中包括《寂寞的国》），则全面恢复了其“五四”时代初版本的原貌。 阅读和理解是具有历史性的，而不是超越时空的。诚如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承认并正确地看待这种历史性。”[3]8本文要讨论的，是80多年来对汪静之作品的解读史、汪静之删改作品的历史原因以及《汪静之文集》恢复汪静之作品原貌的理由，重点则是对汪静之个性解放和存在意识的重现。 一、个性解放的重现 胡适在“五四”前夕指出：“社会的最大罪恶莫过于摧残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4]作为“五四”运动基石的个性解放思想深深打进了少年汪静之的心，1919年在屯溪上茶务学校的汪静之开始学写新诗，次年转赴杭州第一师范学习，并发表诗作，1922年他的诗集《蕙的风》出版，刚过20岁生日的汪静之就在关于《蕙的风》和爱情诗的一场争议中引起了全国瞩目。 汪静之由于天真率性，不顾封建礼教和习俗，为爱情自由而歌唱，“言人所不敢言，发人所不敢发，”[5]291成为新诗运动中个性解放最彻底的一例：“我只是我的我，我要怎样就怎样，谁能范围我呢？”[6]148《蕙的风》之引起全国关注，是作者的青春期和一个民族的青春期的合拍造成的，是作者的性格和时代的碰撞——“这一个”和“这一刻”的碰撞造成的。正是“这一个”天真任性的汪静之唱出了中国青年人的心声，又正逢中国性爱禁区的千年冻土终于遭到“五四”春水冲击的“这一刻”，竟使他充满稚气而前无古人的诗句变成了如朱自清所说的“猛烈无比的炸弹”。 这时胡梦华从传统礼教观点对《蕙的风》作了他的解读。他一一列举《蕙的风》中不合礼教的诗句加以抨击，诸如：“梅花姐妹们呵，怎还不开放自由的花，懦怯怕谁呢？”“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那夜的亲吻异样甜蜜”，“我昨夜梦着和你亲嘴，甜蜜不过的嘴呵！醒来却没有你的嘴了；望你把你梦中的那花苞似的嘴寄来吧”等等。这些诗句，从礼教观点看，实在无法容忍，封建礼教要保证传宗接代、维护父权体制，必须严禁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为此胡梦华接连发表文章批判道：“汪君这些句子，做的有多么轻薄！多么堕落！是有意挑拨人们肉欲呢？还是自己兽性的冲动之表现呀？”“看见‘无赖文人是淫业的广告’触目惊心的十一个大字，不觉令我对于《蕙的风》生出同感的联念。”他把这些诗句解读为“故意公布自己兽性的冲动，挑拨人们不道德行为”；是“表现罪恶”并且“引诱他们去做罪恶”；“这种兽性冲动的话，老成读者看了只觉其肉麻，血气方刚的读者看了，又梦了一番诱惑。可怜不知加添了多少青年男女的罪恶。”[7] 对如此严厉的批判，汪静之当时一笑置之：“我希望梦华君有能力再做几篇文章来骂我，那我万分感谢，更要自庆成功，静之的诗终不失为静之的诗！”[8]87当然，汪静之能有这份自信，还得依靠新文学的主将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的支持作为后盾，正是他们，从全新的角度对《蕙的风》作了解读。鲁迅的《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早已为人熟知，这里仅引周作人的评论以见一斑：“社会把恋爱关在门里，从街上驱逐他去，说他无耻；扪住他的嘴，遏制他的狂喜的歌；用了卑猥的礼法将他围住；这样的社会在内部已经腐烂，已受了死刑的宣告了”，“所以我们要说情诗，非先把这种大多数的公意完全排斥不可”，“静之的情诗……可以相信没有‘不道德的嫌疑’。我对于这些诗的印象，仿佛是散在太空里的宇宙之爱的霞彩，被静之用了捉蝴蝶的网兜住了多少，在放射微细的电光。所以见了《蕙的风》里的‘放情地唱’，我们应该认为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9]155-156 但“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兴起后不久就失却了自信，并且随着新文化运动让位于政治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越来越受到贬斥。到了20世纪50年代，个性解放已被等同于“腐朽的个人主义”，成了“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顽强的自我表现”，而再次不被容忍了。上海刚解放时，《文汇报》上还曾有一场关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不可以作为个别作品主角”的讨论，结果责任编辑唐弢为此作检讨说：这样一场讨论“是对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一种含有阶级性的抗拒。”[10]43-44这样的政治鉴定，不是也可以加在汪静之及其抒情主人公头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