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6)02-0001-05 在新时期文学发展途程中，像“寻根文学”这样，由作家们执掌理论批评职事，而又以其独具魅力的创作实绩，在小说观念和形态方面对传统意义上的小说都进行了一次真正的革新与创造的，还没有其他文学思潮可与之相比。知青小说家是寻根文学的主力。在1983至1984年间，韩少功、李陀、郑义、阿城、李杭育、郑万隆、李庆西等就围绕着文学寻根问题，交换过意见。1984年11月，杭州召开“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对话会，他们在会上又“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文化，尤其是审美文化的问题”，后来陆续成文，形成为自觉而明确的寻根意识。韩少功在会后发表的《文学的根》，以及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带》等文章都对寻根文学潮流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表述上互有差异的文章，有着重要的共同点：“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开掘这块古老土地的‘文化岩层’，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1] “寻根文学”思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评论界对此有过多种解释，每一种解释均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归结起来，“寻根文学”的潮涌一是导因于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换和文化民族主义情结，他们在当时汹涌澎湃的文化热潮中，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明确打出文化寻根的旗帜，力图把传统文化从历史长河的积淀中发掘出来；二是导因于外国文学的刺激，特别是受到了 1982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其他拉美作家的启发和影响。国内1984年翻译出版了马尔克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独》。这篇小说把野蛮的现实和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现代物质文明的冲击和原始的巫术文化结合起来，再现了拉丁美洲百多年来被现代文明发展排斥在外的、孤独的历史悲剧。这种对本土文化的发掘和对原始玛雅文化的探寻获得的巨大成功，强烈地刺激着我国的一批作家，他们企图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重建”中国文学和文化，并以此创造“与世界对话”的可能性。所以蔡翔后来回忆说：“《百年孤独》给我们刚刚复兴的文学这样一个启发：要立足本土文化。”[2] “文化”是寻根文学理论和创作中的核心观念。其主旨表现为从僻远、原始、蛮荒的地域和生活形态里，从不被封建主流体制规范的老庄哲学、禅宗哲学里，竭力发掘本土文化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以探求民族文化的“根”。正如李杭育所说的：“我以为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规范的、传统的‘根’，大多枯死了。 ‘五四’以来我们不断地在清除着这些枯根，决不让它复活。规范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因为它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土。”[3]“寻根文学”倡导者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形态以及它们依然作为现实关系的维系力状况，作出真实的确认，建立起民族文化心理上的自信意识，从而剔除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寻找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 知青小说家既承担了寻根文学理论批评的先驱角色，也是寻根小说创作的主要作家。以季红真的说法：“及至1984年，人们突然惊讶地发现，中国的人文地理版图，几乎被作家们以各自的风格瓜分了。”[4]韩少功到湘西古老的习俗中去寻找他认为已经流失了的楚文化，李杭育努力开掘着他所认为的规范之外的、正宗的吴越文化，贾平凹立足于对商洛文化的审视，郑义固守着晋文化的营盘，王安忆眷恋着古风犹存的黄淮村庄，郑万隆漫话着东北山林中的“异乡异闻”，乌热尔图留恋于大兴安岭的原始风光，阿城盘桓于云南丛林，莫言钟情于齐鲁文化……一时间，知青小说家以各自的艺术风格，经营着各自熟悉的地域文化系列，寻根小说蔚然大观。 寻根文学的主要成就在小说创作上，寻根文学几乎就等同于寻根小说。而在寻根小说中，韩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忆的《小鲍庄》是最有代表性的。《爸爸爸》以一种冷峻的笔调，叙述了鸡头寨一个畸形人丙崽，以及丙崽周围的各种人的生存状态。湘山鄂水，祭祀打冤，迷信掌故，服饰食品，乡规土语，构成了一幅民俗图，人性在这种生存状态和文化氛围里，以特殊的形态表现出来，卡夫卡式的变形与荒诞令人心悸。丙崽体残智呆、言行荒唐，他生来只会嘟哝两句忏语般的口头禅“爸爸爸”和“×妈妈”。他的出生本来就是一个误会，而社会居然宽宏地容留了他，养育了他，让他毫无价值地生活着。不仅如此，他竟然还得到了全体村民的顶礼膜拜，被尊为“丙大爷”，成为指点迷津的神灵，而且在部落遭受生死劫难后，也独有丙崽不死，幽灵般喊着“爸爸爸爸”，继续丑陋的生存。人们将丙崽看作是远古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愚昧、蛮荒、冥顽不化又充满神秘色彩的“集体无意识”和“生命自在体”的象征。作者通过这一形象表达了对民族传统中积存得很深的小农社会文化遗存物的蛮性与蠢行的理性批判，进而引起人们对这种文化劣根、文化老根的关注和疗救。《小鲍庄》以多头交叉的叙述视角，通过对淮北一个小村庄几户人家的命运和生存状态的立体描绘，尤其是捞渣这一人物具有象征意义的死，剖析了我们民族世代相传的以“仁义”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结构。“仁义之乡”的小鲍庄，因祖先治水无方，害死了许多百姓，于是命运老和他们作对，使他们的后代一代又一代地在沉重凝滞的不幸中生存。直到捞渣为救鲍五爷舍身而死，在命运神的祭坛上献上了一份礼品，小鲍庄人才渐渐摆脱了困境。捞渣的仁义之举，拯救了小鲍庄，因而生前的捞查和死后的捞渣是不同的，后者被偶像化了。当小鲍庄的大人们为这个孩子送葬的时候，他们褒扬的实质上不是捞渣而是他生前具有的和死后外加的传统道德素质。他们按照自己的道德理想塑造捞渣，又将依照这个偶像塑造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捞渣这个形象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象征着传统是怎样延续下来的，又将怎样延续下去，也体现了作者“仍保留着一切传统民俗中美好的东西”的愿望。《小鲍庄》被认为是寻根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对儒家文化的经典叙述”[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