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识形态本性上，延安文学随着延安时期政治文化境遇的历史性转换，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标志，发生了一种毋庸置疑的深刻变化。我认为，在抗战时期“民族形式”论争中，尽管延安文人在民族主义话语架构内从民族文学发展的角度对于“民间”的意义作了充分肯定，但当时以周扬、何其芳为主的主流观念坚守的却是一种二元论的艺术形态观念，而且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对于那种意欲以民间艺术形式为本来构建新的民族文学的说法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①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之后，情势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以往的二元论文艺观遭到清算，“党的文学”观凭借政治权力得到完整确立，并且在文学创制中日渐定型为新的意识形态权威话语。根据“党的文学”观的内在限定，农民不仅成了延安文学必将予以表现的重要对象，而且也成了延安文学赖以存在的重要依据所在。于是，以农民为主体所固有的民间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民间文化不仅成了抗衡“五四”新文化的重要一脉，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成了延安文人进行文化创制的源泉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积极回应了向林冰此前所谓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论点，而从近处说，亦即正面应和了萧三、光未然等人在延安“民族形式”论争期间所持的类似观点。自此之后，延安文人积极响应毛泽东向他们发出的“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②的号召，掀起了一场全面走向民间的文艺运动。“民间”也因之在更高意义上改写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地形图。 民间之所以在整风前后才得以更为全面地进入延安文人的视野，其原因除了抗日战争所带来的中国文化结构和知识分子生存空间的深刻变动之外，更重要之点在于，它因应了正在中共内部完整崛起的新的意识形态权威的需要，因为按照毛泽东的看法，农民不仅成了抗战的主体，而且是未来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主体，因此，农民及其精神构成在新的意识形态理论构建中自然具有某种先在的优越性。在此种情形下，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必然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必然由原先的人文主义启蒙立场向民间转化。既然新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对民间表现了密切关注，而且民间本身已经作为一种“民族形式”的构成要素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理论构成的有机部分之一，因此，知识分子原有精神立场的变化其实正表征着知识分子与新的意识形态富有亲和力的关系的形成。对于整风后的延安文人来说，由于他们基本上已经成了为新的意识形态所改造了的“有机化”知识分子，因此在逻辑上其实跟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再也不会构成一种冲突关系，而只会形成一种认同关系。所以在我看来，延安文人、权力意志与民间三者的关系其实可以简化为权力意志与民间的关系。众所周知，民间既具有自由自在我行我素的泼辣风格，也是一种独特的藏污纳垢的文化形态，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乃是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③于是，新的意识形态必将对民间进行符合其话语需求的转换和改造，民间也因之必将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化了的民间，一个政治符号化了的民间。所以，毛泽东要求延安文人走向民间其实并非要使自在的“民间”得以全面复活，而是希望延安文人在倚重民间文化对农民大众进行有效的意识形态教育或阶级启蒙时，也对“民间”予以意识形态化的改写和重塑，并在此之上创制出新的文化形态。正因为如此，在延安文人、权力意志和民间三者之间，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权力意志或新的意识形态，而延安文人和民间所起的都仅仅是一种工具性作用。权力意志或政治意识形态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对于延安文人和民间来说，也都会起到同样的规约作用。我想追问的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延安文人是怎样听凭政治权力的指引并与之结合而对“民间”进行深刻的改造和利用的？ 我认为，在延安文艺运动的广泛开展中，“民间”其实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民间伦理、民间文化、民间艺术形式，也包括熟知并在民间传播这些民间文化的民间艺人，既是指一种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的生存空间，也是指这些底层民众的存在样态。延安时期对“民间”的意识形态化改造和利用，正是以这个总体性的民间作为对象的，因为毛泽东本就希望党的宣教部门能用新的意识形态去把一切民众组织、发动起来，能让新的意识形态占领民间的每一个角落。本来，知识分子和新的意识形态在延安时期对于民间意义的发现是从发现农民不可忽视的精神力量开始的，因此，在探讨“民间”的生成及其意义构造时，应该始终把“人”当作它的传承主体来考察。正因为如此，我想在此主要对民间艺人所经历的改造情况做一番叙述，希冀有助于人们从一个侧面理解延安时期尤其是文艺整风后“民间”的意识形态化改造及其被利用的情形。 应该说，当我们在探究延安时期尤其是文艺整风后“民间”的意识形态化历程时，首先对民间艺人在新的历史场域中所经历的心态与角色变迁做一番较为细致的考察，这是非常富有价值的，也是非常符合当时延安文人在“民间”改造过程中的经验体会和认识实际的。在一定意义上，民间艺人在延安文人的观照下呈现出一种新的状态，并且把这种新的状态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意蕴直接带入了后期延安文学的创制中。我认为，延安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延安文人不断被予以意识形态化形塑的历史，进言之，后期延安文学中某些审美形态的形成其实包括了一部延安文人的心态变迁史，其间也自然包含了一部分民间艺人的心态变迁史。而延安文学尤其是后期延安文学赖以形成的隐秘机制之一正在这里，它构成了延安文学中晦暗不明的历史之一部分。在这方面，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探讨显然是严重滞后了。人们在考察延安文学中的“民间”要素时，往往忽略了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政权机构对于民间艺人的收编和改造，而在我看来，1942年后延安文艺中的意识形态化“民间”在逻辑起点上正是从收编和改造民间艺人开始的。任桂林在当时谈到平剧的改造时就曾指出，人之改造是改造平剧的基础和前提。他说，改造平剧自“五四”算起，“时间不算短，人才不算少，技术不算差”，但为何收效甚微呢？他认为，最主要原因乃在于“没有改造平剧工作者”：“在旧时代与旧环境下，平剧工作者不会得到改造，也不可能改造，因此，平剧也就很难改造。在延安，有了人民的政权，有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有了改造平剧工作者的条件，因此，平剧才开始起了变化。”这说明，在平剧改造中，思想改造较技术掌握远为重要，因为“一个平剧工作者，即使是掌握了技术，如果思想上有病毛（应为“毛病”——引者），还是不能真正改造平剧的。”④这里谈的虽是戏改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但对民间艺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当有人谈到要改造陕北的说书时，才会认为首先要“改造说书匠”，原因在于“这是改造说书的中心环节”。⑤其实，就延安时期党的文化政策来说，这也是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方针所决定了的。毛泽东对此作过明确指示。他说，“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人员方面，“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⑥其中所谓旧艺人就是指民间艺人。毛泽东在此说得非常明确具体，他希望文化工作者不仅要改造和利用民间艺术，而且要改造和利用旧戏班和民间艺人。按照丁玲的理解，之所以要“改造旧艺人”，乃是因为“这些人对旧社会生活相当熟悉，对民间形式掌握得很好，有技术，有创作才能。他们缺乏的是新的观点，对新生活新人物不熟悉，他们却拥有听众、读者。时代变了，人民虽然不需要那旧内容，但他们却喜欢这种形式，习惯这种形式，所以我们要从积极方面，从思想上改造这些人，帮助他们创作，使他们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