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6)03-0233-03 经过文学研究会诗人和早期创造社诗人的努力，中国新诗沿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条道路继续向前发展，再加上西方现代主义的引入，中国诗歌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显得非常繁荣，也使现代新诗由幼稚走向成熟。在这一过程中，现实主义无疑是其中的主要潮流之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翼的“普罗”诗派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他们特别强调诗歌的工具作用，自觉学习苏联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和创作方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表现了直面现实的勇气。但由于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与向往和情感的强烈与炽热，使他们的诗歌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诗歌中的浪漫理想和热情已远远超过对现实的真实描写。他们大多数诗歌中所抒发的革命激情不是来自实际斗争生活，不是建立在发自内心深处或自省的基础上，显得热情有余而厚重深沉不足，缺乏一种内在的感召力，因此缺乏读者的长久支持。同时，这种图解政治式的空洞叫喊也不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因此无法取得更大的成就。 20世纪30年代，重新扛起现实主义大旗的是中国诗歌会诗人。他们有意识地用自己的创作热情把诗与中国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中国诗歌会的现实主义特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来：一是长篇叙事诗的大量创作；二是对民间艺术形式的有意借鉴。中国诗歌会的现实主义，是以对体裁的开拓和文学资源的发掘这两个方面来丰富发展的，这无疑是对“普罗”诗派口号化、概念化创作倾向的一种很好的改进，也是中国诗歌会诗人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贡献。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这种对现实主义的有益探索被中断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战争初期那种热情和狂热消退了。人们开始对民族、对文学、对自身进行深刻的反省。这一时期，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两座并峙的高峰，一个是由“九叶”诗派所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另一个是由七月诗派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它们都是在继承和发展此前所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七月诗派中的“大多数都是在艾青的影响下生长起来的”①。艾青的诗歌贴近现实和时代，形象生动丰满；注重意象的营造；在形式上大都采用自由体，但着意追求一种内在的节奏美和旋律美。七月诗派的诗人对艾青诗歌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特征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作为一个诗歌流派，七月诗派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一是对现实的关注以及强烈的使命感。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七月诗人这里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扬。二是强烈的战斗欲求和主体间意识，这是七月诗派最富有特色的地方。他们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新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战斗任务联系起来，强调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拥抱和搏击。三是艺术上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但不排斥对其他艺术手法的借鉴。四是沉雄和悲壮的情感表现。七月诗人不屑于表现那种低影徘徊、迷惘失落的情感，而是自觉地把自我和民族联系起来，把个人的情感寄托在民族的命运上，因此诗人的情感也相应地悲壮和沉雄。七月诗派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是中国新诗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它不仅继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还借鉴了其他艺术方法，因而是一种丰富复杂的现实主义。我们通过对绿原、阿陇、鲁黎、曾卓这几位代表诗人独特的现实主义特征的分析，从而探讨现实主义在诗歌领域的多元发展趋向和巨大的包容性。 绿原：反讽型现实主义 绿原曾经是一个虔诚的诗的信徒。他梦想着“我要做一个流浪的少年／带着镀金的苹果／一只银发的蜡烛／和一只从埃及国飞来的红鹤／旅行童话／去向糖果城的公主求婚”②，但是，诗人的理想破灭后，诗风也从此变得悲愤和沉郁。但诗人并没有将这种悲愤和沉郁变成空洞的叫喊，避免了将自己真诚高尚的情感流于浅薄；而是用一种冷静克制的态度，对现实生活、人生百态加以艺术的提炼，起到一种很好的反讽效果。如他的《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伽利略在真理面前》、《重读圣经》等诗，在展示生活某一种层面时，追求讽刺与暴露的“刺”的意味，使读者感到它的力。有时，诗人还运用夸张甚至漫画的方法来调动读者的注意力和想象力去辨识和揭露社会病态。绿原的诗不像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那样注重具体细节的真实、环境描写等，但诗人仍是在真诚地拥抱生活、关注生活。 绿原的诗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让人难以界定的现象呢？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诗人技巧的运用，即反讽手法的运用。诗人故意把生活中一些庄重严肃、悲惨的事戏谑化，使读者在看似荒诞、玩世的背后，体会到诗人深沉的感情。诗人面对那样一种现实，如果只是空喊一些口号或者是刻板的说教，顶多只会一时地煽动一些人的情绪，而不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其二，是诗人“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握力、拥抱力和突击力”，是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深入和献身”，是诗人洞察现实底蕴的思考力给我们带来的“力”的感染。这也正是绿原的独特之处，是他对现实主义的拓展和创新。 阿陇：主体型现实主义 七月诗派表现出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深广的忧患意识，显示了一种历史的自觉意识。在艺术的探索上，他们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既定模式寻找自己的艺术思维模式、艺术技巧和艺术风格，建构起自己的诗歌艺术世界。作为七月诗派的一员，阿陇的诗歌并没有脱离七月诗派一贯的或者说是最基本的创作特征，即“表现现实生活”。但阿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没有仅仅局限于一般意义上表现生活的现实主义，而是更深刻地拓展了现实主义的一般表现特征。他成功地开创了一种“主体型的现实主义”，张扬了一种个性，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 追求诗的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情的统一，提倡高扬主体的现实主义，是七月诗派一致的倾向。但是，阿陇的诗歌更加鲜明地体现了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即强调诗人的主体性，把诗人的整个生活实践和创作过程视为“对血肉现实人生的搏斗过程”。这个搏斗过程是主观和客观相克相生的统一过程，经过搏斗主观和客观都得到提升和发展。这往往表现为主体和所描写对象的纠缠胶着状态，要求主体有足够的力量去把握现实，克服阻碍。通过阅读阿陇的诗，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痛苦而崇高的精神面貌。诗人在诗中给我们描绘了战争，战争中的人民，深夜站岗的战士，疲惫却伟大不屈的纤夫，沦陷的孤岛，等等。时代的风云、现实的黑暗在他的笔下得到了充分而细致的描述，这是诗人现实主义性的表层表现。在阿陇诗中更为重要的是深刻细致地表现了诗人在那样一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的感受。如《再生的日子》，生动地叙述了自己作为一个战士的战场经历。作者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亲眼目睹了真正的流血牺牲，鲜血和战火的洗礼使诗人真正走向成熟，获得“重生”。阿陇诗中写道：“十月二十三日／我再生的日子……从母亲／从天，地间的大的爱／从母亲体现的大的爱我第一次诞生了／沐着血，吐出第一声悍厉的男孩子的啼声。……从敌人／从生、死间的大的战斗／从一团风暴那样猛烈的／灾蝗那样厚密的／那日本法西斯主义底火和铁／我／第二次诞生了／沐着血，我和世界再见／我是一个浑身上下红尽了的人！”这两个“沐着血”显然有着不同的含义。前者是每一个人出生时的必然现象，而后者不仅仅是自然层面，而是诗人亲身走进战场，经历了生与死的搏斗和流血牺牲后情感的升华。这是诗人成长的历程，也是一次伟大的“重生”。但是，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往往需要付出痛苦的代价。诗人以战斗作为他生活的内容和最高目标。诗中写道：“我指着旭日底暴烈的赤光发过誓了／我指着维纳斯底晶莹的眼睛发过誓了……要为大家到人们底废墟堆中寻觅燃烧的火种。”但英雄老去的无奈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使他痛苦，诗人只能悲怆地感叹：“我没有时间，我就要老了啊。”无法摆脱身后的阴影是诗人痛苦的另一个原因，诗人这样描述这种阴影：“革命是无可出卖的／胜利是无可出卖的……但是，犹大是立在十二大门徒之中／偎依在上帝底袍袖底阴影里／寄生在人之子底战斗呼吸里。”不被理解的烦恼困扰着诗人，使诗人充满了痛苦和愤怒，但是诗人并没有被痛苦和愤怒所淹没，而是充分发挥主体的意志力和冲击力去搏击现实。这正是阿陇的独特之处：从忠于现实到搏斗现实再到超越现实的“主体型现实主义”。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拓宽了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