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6)04-0130-08 从《小说月报》“通信”栏的读者建议中，一种要求得到“国故知识”的呼吁显得引人注目，以倾心于“新文化”的新文学读者身份而要求正处于自身的纯“五四”阶段的新文学刊物《小说月报》注意“整理中国文学”，这一声音本身便足以令人深思。“通信”栏正是见证了这一读者呼吁与《小说月报》在这一问题上复杂态度之间的多回合对话。有关这一问题，拙作《“新文学读者”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革新”》已做过相应讨论①。 虽然《小说月报》的办刊方针的变动源自诸多方面的合力，诸如两任主编沈雁冰与郑振铎在个人兴趣上的差异、文学研究会的人员活动所带来的人事关系、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方针上的倾斜等等，这些方面或许均对《小说月报》的刊物面貌构成影响；然而本文却拟从新文学读者群体的角色扮演与《小说月报》“整理国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观照角度。这一角度选取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小说月报》对于“整理中国文学”的关注，与这份刊物所面向的新文学读者群的集体参与之间颇有关联。然而这种接受群体对于刊物面貌的反作用、乃至新文学刊物及其读者相互构筑的特殊现象，并未受到足够关注。有趣的是，正是“新文学读者”这一“五四”文化语境中崛起的特定群体与“整理国故”思潮这看似无关甚至隐含对立的二者，在《小说月报》这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新文学空间中占据了重要席位的刊物上一度遇合，这一奇异景观折射出的是新文学刊物话语的丰富与变异，其背后更蕴含有“五四”文化语境的多元色彩。 “国故知识”：“五四”新文学空间中的“后‘五四’”声音 1921年9月，《小说月报》出版了十二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一个月后就有读者要求说：“我很希望你们在出外国文学研究号的行有余力的时候，不妨也出一本中国文学研究的特号。我想这也不见得是我个人的无理的要求，或者还有与我抱同一希望的读者。”②13卷10、11号上又登载了“小说月报十三卷号外法国文学研究出版预告”，读者随后又提出：“请于现筹划之法国文学研究号出版后，继续邮一册中国文学研究号。我国文学经过具体的，系统的研究工夫，其真伪处及其价值的可发现评定，将来于吾国文学前途，有莫大关系，其禆益定不亚于研究外国文学。”③ 显然，《小说月报》所面向的新文学读者们对于这份新文学刊物屡屡以俄、法文学号外形式所体现出的对外国文学的偏重并不十分满意，在大量灌输译介外国文学方面④，《小说月报》仿佛扮演了一位费力不讨好的教师角色。常有读者来信抱怨《小说月报》“太偏重一些外国文学”⑤而忽略其余⑥，有的读者则表示对翻译作品不大能读得懂⑦。在读者看来，作为新文学传播者的《小说月报》这种单方的大量译介行为本身对于读者来说，接受起来并没有预期的顺畅。更重要的是，《小说月报》对于“新文学”的范畴理解似乎有些过分纯粹与窄化，许多人径直表达了对本国文学的关注，显现出接受者较之对于传播者更为豁达的一面。 “贵报近来注意西洋文学的介绍，不遗余力，实在使人敬佩！但对于国学的介绍，还不十分热心；我以为每期须载介绍国学的文字一两篇，给读者于国学得一点概念。你以为怎样？”⑧ “我读小说月报已经二年，其中介绍的书籍，大都是欧美文学。除此以外，可否再介绍些中国文学书籍，（由明清至周秦）加以说明，使读者易于选择，或者再批评一下，那是更好了。如此我们尚不懂外国文学的青年，可以先得些国故知识——况且国故也有好的，也亟应整理，先生以为然否？”⑨ 可以注意到，读者们所谈及的中国文学，更多指向的是“国学”或“国故知识”。“五四”文化语境中曾大加讨伐的传统文学，在新一代读者那里更多关心的是如何与外国文学一样，纳入自我的知识体系中去。于是他们会向在一直扮演青年的文学教师角色的《小说月报》要求能够得到有关“国学”方面的常识普及与原理输入，因为在他们看来，国学知识自然属于知识结构中的当然一环。然而这一读者群体更多出于知识构筑考虑的呼吁，客观上却使得《小说月报》不得不对自身对传统文学的有意忽略这一态度做出反思。 细读革新后的第一期《小说月报》（12卷1号）：从篇首沈雁冰的“改革宣言”、随后郑振铎的“文艺丛谈一”以及附录中郑振铎起草的“文学研究会简章”，都一再表明要把整理中国文学与译介外国文学同等对待。于是，说“整理中国文学”本是《小说月报》的一项初衷并不为过。然而，随后两年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12、13卷）上，却基本上对此话题甚少触及⑩，外国文学的译介才是真正的重头戏。而早有明眼读者对这一最初宗旨与实际运作间的偏离提出质疑： “贵志改革宣言见十二卷一号里说……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有亟待整理之必要……何以年来没有这种文字的发表？我很爱读这种文字，故有这样要求。”(11) “先生辈所组织之文学研究会，章程上所定宗旨，谓创造新文学，介绍西洋文学，整理中国固有文学；两年来贵会对于宗旨之实行如前两项，可谓尽创造与介绍之能事，此可于小说月报中觇之，至于整理中国固有文学一项，迄未见有何表现，想尚在考虑中，不欲遽行发表，否则章程等于具文，贤者决不为也。”(12) 其实编者并非忘了最初宗旨，只是其背后心态更为复杂。在“改革宣言”中将关于“中国旧有文学”一项置于六条改革“意见”的最末一条，并云：“上述六条，同人将次第借此刊以实现，交与国人相讨论。”这一“次第实行”(13)的宣言，无形中就已流露出这样的主张：《小说月报》虽然一开始便已认识到整理中国文学的重要性，但在时序上却不妨从缓，借鉴西洋文学以改造新文学才是当务之急，整理中国文学成为了一项重要却可以不妨推迟的事业。倒是用沈雁冰谈到外国文学时翻译的一段话来解释这一宗旨与行动间的缝隙也颇恰当：“个人研究固能惟真理是求，而介绍给群众，则应该审度事势，分个缓急。……我始终觉得个人研究与介绍给群众是完全不相同的两件，未可同论。”(14)这实际上体现出《小说月报》在个人研究兴趣与学术普及问题上的看法：个人趣味固然可从学术研究目的出发，而公众言论的文学主张，则要看是否合乎时代大势，否则，学理上再先进的言论都要暂缓发表。“整理中国文学”作为最初宗旨的提出，确实出于同人的学术眼光，而此后的迟迟未动，却是由于较之输入外国文学与新文学创作这两类更为“纯粹”的新文学话题，前者时机尚不成熟。但读者们关于“中国文学研究”号外的呼声，却无疑启动了《小说月报》从单纯的“五四”文学情境中步入“后‘五四’”时代的过程。可以说，《小说月报》对它的读者群的反馈相当重视，甚至充满了一种唯恐负其所望的惶恐(15)。读者的高度期望印证了《小说月报》关于引领文坛潮流的构想，而这一构想的实现，则需要《小说月报》不仅带给读者以属题中应有之义的“纯正新文学”，更要于此之外，为读者们的即时需要灵活应对，因而《小说月报》自会将读者要求作为办刊方向的重要参照。这便使得扮演了“文学教师”角色的《小说月报》对其一贯分个“轻重缓急”、充满策略性的文学主张进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