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57（2006）02—0007—06 当代香港传记文学是在商潮迭涌中开绽出的一朵奇葩。50多年来，香港的传记作家们以自身不懈的努力，在大众文化中求生存，谋发展，为中华传记文学史增添了辉煌的一页，这是有目共睹的。遗憾的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香港的传记文学却“被文学史家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成了花果飘零的一个弃儿。”[1](P415) 坊间出版的多部香港文学史，如王剑丛的《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潘亚暾、汪义生的《香港文学史》（鹭江出版社，1997）、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和施建伟主编的《香港文学简史》（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等，都没有探讨传记文学的有关章节。这些著作大同小异，无外乎是谈香港的小说、通俗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和文学批评等，“鲜有人把传记文学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究其原因，“这可能是因为不少传记文学政治性太强，故分类时常把它当作政治读物。又由于这些传记非常敏感，一些研究者只好绕开走。”[2](P557) 令人欣喜的是，寒山碧先生继主编厚近600页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特色及其影响》（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0年11月初版，繁体竖排本）之后，又推出厚达760 余页的皇皇大著《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3年1月初版，繁体竖排本）。可以说， 这部《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有力地矫正了先前所有《香港文学史》（含《概观》）忽视传记文学的弊病，填补了中国传记文学研究的一大空白。它的出现，标志着香港传记文学学科的不断成熟，不仅是对中国传记文学学科的普及，更是对香港传记文学这门学科的总结与提高。 寒山碧先生是资深香港传记作家和著名学者，香港传记作家协会会长。他本名韩文甫，海南文昌人，1938年底生于一个华侨家庭，1962年秋毕业于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68年10月移居香港。在香港30余年他笔耕不辍，一直致力于文化传播和20世纪中国政坛风云人物的传记写作，并不遗余力地推动香港传记文学前进的步伐。他先后写过《邓小平评传》（共四卷，1984—1993年）、《毛泽东评传》（1987年）、《蒋经国评传》（1988年）和《中共四大家族》（1996年）等，其价值“明显是通过具体真实的历史细节对中国历史的考察与反思，对中国现在与未来道路的殷切思考与关注。”[3] 1999年，在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下，寒山碧创办《文学与传记》杂志，邀请两岸三地的传记文学作家、学者，出席他主持召开的“香港传记文学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香港传记文学发展特色及其影响》。 《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系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之研究计划项目。因限期完成，寒山碧先生“经八百个日日夜夜，奋笔疾书”，[4](P3) 终成此书。这部40余万字的新著，凝聚着著者多年来的心血结晶。它从追踪香港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中，描摹了香港传记文学的斑斓景观，展示了香港传记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让我们管窥到香港传记文学的流变走向，可谓创获良多，功德无量。 创获之一：视野开阔，纵横交贯，资料翔实全面。 在我看来，写“传记文学发展史”，首先应该有扎实的资料考索和个案研究的经验，然后才能有统摄全体而写史的条件。因为只有弄清传记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产生与发展、嬗变与演进、曲折与停滞、精致与辉煌等，这才能真正进入“发展史”的写作。1999年，当我读到陈兰村先生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时，便不禁为该著扎实的资料考索、精彩的个案研究以及对中国大陆传记文学发展规律的辛勤探索而叫好。如今又读到寒山碧先生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更让人坚定了对“发展史”写作的这一看法。《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论及的传记作家作品，其时限始于1949年10月1日，截止于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之后发表和出版的传记，作者说留待将来的研究者去撰写《香港特区传记文学发展史》了。关于作家作品的取舍标准，著者在《后记》中说：“本书非以作者国籍为取舍标准，而是以传记出生（初版）地为取舍标准，作者只要是华人，其著作中文初版在香港印行或发表，我们皆视之为香港传记文学。侨居各地之作者，所持护照虽然不同，但其文化传承则一，其所关心之事物也一样，他们的中华心是相同的。”[4](P735)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种开放的眼光，开阔的视野，使“香港”这一特色更为鲜明。我们知道，香港是一个华洋杂处、中西交汇的地区。无论地理上或政治、文化上，香港都是一个边缘之地，对不同体制和意识形态，既始终有一种潜意识的关注，却又有拒绝宰制的自由，因而在交相纠缠、迎迎拒拒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景观。事实上，香港是沟通海峡两岸文学的桥梁和纽带。诚如著者所言的那样：“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不能流通之书籍资料，香港可以自由查阅；海峡两岸不能撰写之现当代人物，香港可以自由臧否；海峡两岸不能发表和出版之文章，香港可以自由披露，是以造就了香港传记文学之辉煌。”[4](P2) 这种说法，无疑表明了寒山碧传记文学史学批评的文化视野与艺术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