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52；1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6 ）03—0011—08 中国新诗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深深打下了西方文学的烙印，并且用10年一变的时间，把西方近百年的诗艺重新集中学习了一遍，这是不争的事实。就连著名史学家唐德刚也曾说：“中西文化一经接触，我们那经历两千年无劲敌的‘汉族中心主义’就被摧枯拉朽了。因此1842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的不断让位史——也就是由传统中国的社会模式，向现代欧洲的社会模式让位的‘转型史’。有许多现代史家，为顾全我民族的尊严（其实只是面子），乃把这段历史美其名曰‘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其实‘五四’以前的中国现代化运动本身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西化’就是‘现代化’啊！”[1] 还是唐先生诚实。据我所知，就有许多中国学者拒不承认“西化就是现代化”，反过来说也就是现代化便是西化。他们总要理清一条中国的现代性有别于西方的路线图，以克服其影响或赶超的焦虑，而对杰姆逊所说的没有什么印度现代性、日本现代性，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性，即欧美现代性，深表不满。王岳川就曾对杰姆逊这一说法做过如下义正辞严的表态：“这里隐含的文化霸权问题绝非可以轻轻放过。”接着，他认为“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必须具有自身文化的指纹和身份。如果丧失了这种文化身份，这样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仅仅是后殖民进程而已”[2]。话说得并不错，但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进攻，我们如今早已洞开门户，俯首称臣了。面对西方的影响和冲击，我们最多只能像晚年的郑敏那样哀叹：“今天我们已经切断了去继承遗产这条线，我们没有了后备。我们每天都在等待西方提供给我们明天的去向，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几乎自觉地沦为文化殖民地。”[3] 转引了以上这些坦诚、激愤、悲观及反省的话之后，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作比较文学研究了，工作还得做下去，并且要尽力以诚实的态度面对这一切。下面，我将从影响研究入手，结合文本细读，讨论中国诗人王家新是如何接受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影响的。 一、背景与前提：帕斯捷尔纳克在中国及其与汉语诗人的遇合 1983年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内部发行的书《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作者为俄裔美籍学者马克·斯洛宁。他在书中第21章专门论述了帕斯捷尔纳克，将其确定为“另一个俄罗斯的代言人”。紧接着，几乎与此同时荀红军翻译了一批帕斯捷尔纳克诗选，后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1984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当代诗选》，其中收有帕斯捷尔纳克诗六首。1985年，《世界文学》第5期刊载了乌兰汗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自传性随笔》；198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选》其中收有帕斯捷尔纳克诗八首。1987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国际诗坛》第一辑开篇便是一个帕斯捷尔纳克专辑，共52页。1987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第一版印数就高达十万册。短短四年间，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已在中国当时的诗歌界传遍，其中特别要提到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一套大型全集丛书《诺贝尔文学奖金全集》，由陈映真主编，其中就有一本《日瓦戈医生》。这本书在当时的诗人手中可谓文学圣经被日夜传阅，这一点就如同北岛他们早年传阅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一样。台湾版的《日瓦戈医生》的翻译质量，尤其是诗歌部分最为引人注目，获得诗人们的普遍赞誉。以我为例，我就曾经（至今亦如此）为其中的一首《白夜》而倾倒。但我直接体会并模仿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却是1984年夏天，那年夏天我在欧阳江河家中读到了荀红军译的帕氏的《二月》，深为震动，很快便写出了《再见，夏天》，其中就有对帕氏的语气和诗句的直接化用。至于帕斯捷尔纳克为何在许多1980年代诗人身上引起震动，这个问题我已在《“今天”的激情》一文中有所谈论，在此就不展开了，总括为一句，我们与俄罗斯的命运和制度有十分相似之处，其语境必然也有相同之处。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中国之行在1989年达到顶峰，这顶峰的标志便是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王家新的两首诗《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这之后，中国出版界仍推出过许多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选本等，但他的影响力开始趋于下降。因1989年之后，中国已是另一番景象了，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也开始了它的所谓后现代征程。帕斯捷尔纳克热已事过境迁。 如同中国一样，俄罗斯民族也是一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十月革命后，“俄国似乎处于极大的痛苦中，一大批诗人和小说家都觉得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为这块正在走向毁灭的土地举行葬礼。”[4]1 在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严峻的现实中，帕斯捷尔纳克鼓起了承担命运的勇气，如同他在诗中所歌唱的：“要活，只是要活，只是要活到底。”这种将生命持续到最后一刻的决心正是帕氏选择的一种坚韧的人生观。正是凭着这种决心，帕斯捷尔纳克“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来作为见证人”并写出了他“生活过来的那个时代”。[4]238 正是由于他活着、见证、承担，他才最终在《日瓦戈医生》中通过男女主角的个人命运写出了俄罗斯的现代史诗。 王家新正是从帕斯捷尔纳克那里深切地体会到活着与承担的伟大性，为此他提出了“个人写作”原则，并“提出了个人之于历史、时代命运的一种承担精神。”[5] 1994年王家新在接受陈东东与黄灿然的采访时更是鲜明地表达了他对帕斯捷尔纳克承担精神的认同：“我不能说帕斯捷尔纳克是否就是我或我们的一个自况，但在某种艰难时刻，我的确从他那里感到了一种共同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一种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似乎他那皱紧的眉头，对我来说就形成了一种尺度，以至于使我一直不敢放松自己。”[6]49 在此，王家新以一个中国诗人的心灵与背景完全契合了另一个俄罗斯诗人。这又呼应了我前面所说，我们与俄罗斯曾有一个完全相同的语境，我们都得日夜面对自身残酷的现实，我们岂能将公与私分开，将艺术和政治分开。为此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杰姆逊的一个精辟论点，第三世界文学都是民族讽寓。正是在“民族讽寓”这一点上，王家新借《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两首诗深入地介入了中国的现实。 二、《瓦雷金诺叙事曲》与《重返瓦雷金诺》 1989年冬天，王家新写出了《瓦雷金诺叙事曲》，这是一首向帕斯捷尔纳克致敬的诗，也是一首自我激励、鞭策、对话、认同之诗，其中也有古典汉诗中的“知音”观念。王家新正是从《日瓦戈医生》这部“巨型词典”（罗兰·巴特语）中抽出了一套文本进行改写和重组，并在改写和重组中连接了自己的生命经验，与此同时，作者还高度认同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写作姿态与精神。但从某种角度说，这首诗介于影响与模仿之间，“跟模仿相反，影响表示被影响的作家所写的作品极大部分是自己的创作，而模仿却尽最大可能放弃自己。”[6] 以作者自己的话说，“我更倾向于用‘互文性’这个概念来代替‘创造性’，尤其是‘原创性’的概念。”[6]30“互文性”是王家新在其大量诗学论著中经常涉及的一个概念，而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中，互文性如今也是一个频频使用的术语。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读出作者诚挚、自信的态度。无论是接受其影响，或模仿、改写、重组、互文，如果作者没有一种优先性（priority）的幻觉（借自布鲁姆的一个论点）是不可能动笔写这首诗的。而且“要说真正的独特性，它既不在对方身上，也不体现在我身上，而在于我们之间的关系。”[8]30 作者这首诗虽是以强烈的认同感，即同情之理解，正面书写帕斯捷尔纳克，但内部仍有一条隐藏的线索，那就是将自身命运与其进行交织，形成“我们之间的关系”的互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