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62（2006）07—0098—03 《整风前后》是严平女士为陈荒煤所写传记《燃烧的是灵魂》中的一节，记述1938—1945年这段时间，荒煤来到延安后的经历和创作。我因近年从事与延安文学相关的研究，读了很感兴趣，也触发了对当前学术研究现状的一些感想，有些意见希借这机会说一说，便附骥于此。 一般人说起延安，多半都了解也很注意它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政治和军事的意义，因为它是抗战期间中共中央所在地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大本营；至于它在当时中国居于怎样一个文化地位，却不大注意，也缺乏足够的认知。 其实，上世纪30年代末，尤其是40年代起，延安逐渐成长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虽然它很小，经济也很不发达，远比不上北平、上海、重庆这样一些传统或新兴的大都市，但它在文化方面逐渐发展起来的重要性，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那些大城市——原因是，这偏居西北一隅的不起眼的小地方，正在培育和形成未来在中国居领导地位的新文化。 共和国建立之后，这一点变得格外清楚。从延安走出来的大批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迅速成为文化领域的主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构成了国家文化管理层的中坚力量，而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理论两方面的主要成果，也尽出他们之手。 那么这一切起于何时？就起于上世纪30年代末大批左翼知识分子的奔向延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主张抗日方面本已形成强大感召力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谈判，与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取得合法政党地位。这种形势，带来重大契机，使许多对延安心向往之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很快，就有了文化人纷至沓来的局面。此以1937年底丁玲抵达保安为象征，随后即呈络绎不绝之势，实为当日一大奇观。到1941年，延安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千百知识分子，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数年之间，延安文化机构、团体、出版物，更有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 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十年以来，前所未有之变故。在苏维埃时期，革命根据地曾极壮大，军政事业曾极兴盛，但鲜见职业知识分子身影（虽然很多高级领导人也都可以算作有知识分子的出身），文化领域的建设虽非空白却的确相当的寂寥。对此，毛泽东颇为坦诚，他的说法是，以往革命队伍里面只有“枪杆子”，缺少“笔杆子”。他并且将大批文化人涌来延安，称为“笔杆子”与“枪杆子”汇合、“山上的队伍”和“亭子间”的队伍会师。对中国历史朝代兴迭有深刻了解的毛，准确地解读了知识分子纷至沓来的意义，指出“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1]。他明确要求延安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到来，克服一切排斥的心理。1939年他亲自为党制订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方针，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批评以往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浅薄而缺乏远见，“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2]。这种热诚，在1941年6月10日党报《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里，达到最高潮；文章展示着对知识分子的开放宽松姿态，塑造着延安宾至如归的形象：“只有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在延安，他们才瞧见了他们的心灵自由大胆活动的最有利的场所”，“在延安，不拘一切客观条件的困难与限制，各种文化活动在蓬蓬勃勃地发展。科学和艺术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在抗日的共同原则下，思想的创作的自由获得了充分保障。艺术的想象，与科学的设计都在这里发见了一个可在其中任意驰骋的世界。” 不过，问题和矛盾也随之而来。这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许多工农出身的官兵不易接受知识分子，感觉他们从思想到生活作风都与自己异样；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们也带着他们从过往经历所养成的意识和性格，与新的环境发生种种不适应的、不协调的隔膜。这都是必然的，也是极正常的。 1942年以前，党着重于纠正第一种情形，劝说工农官兵对知识分子多加理解、接纳和尊重，这一努力显然在于鼓励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奔延安。但从1942年春天起，开始有所变化。一是这个春天，约从春节期间至四月，延安出现一系列文化风波，如讽刺画展、墙报“轻骑兵”和“矢与的”、《解放日报》副刊登载王实味、丁玲、艾青等人的文章等，引出不小的争议。不过，这些事件本身，只起到导火索作用。真正的原因，是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已将构建“有机知识分子”（毛泽东的表述是“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命题，提上日程。先前，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从无到有；现在，形成一定规模之后，应该解决的是转变和改造他们的思想，真正为革命所用，为党所用。这也是必然的。 因此，1942年5月，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先后两次发表谈话——即日后合并在一起的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会，和这个讲话，它的重要性，它的划时代意义，不在文艺方面，而在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和有机知识分子的塑造方面。这一点，一定要认清。这个工作，首先在延安知识分子中展开；建国后，1950年代，又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展开。延安是预演，是奠基，是经验和方法的积累。 《讲话》后，知识分子改造作为“整风运动”最主要甚至是唯一实质性内容而展开。政治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大批判（主要针对王实味，声势浩大）、类似后来“五七干校”的“工农合”、到基层（农村和部队）下放锻炼……这些改造的方法和形式，一一出现。几十年后，它们仍被沿用。 但是1943年以“审干”和“抢救”的名义，运动出现严重偏差，失去“改造”之旨，变成“整人”。直接责任者是康生。他希意干进，运用自己的职权和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专长，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揪特务、挖内奸。以鲁艺为例，鲁艺在校师生员工约三百余人，被打成“特务”者达267人，遭审查者更多，达百分之九十。两年后“甄别”的结果是：“被甄别的二百零八人中，其中属于政治问题的占百分之五十八，党内问题的占百分之八点二，无问题的占百分之十九点四，完全搞错的只有百分之十九点四，完全搞对的百分之十四点七，部分对部分错的占百分之六十五点九。”[3] 可见当时打“特务”的方法，基本是“莫须有”。温济泽老人晚年回忆《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情形，也相仿：“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是在一起整风和审干的，也是在一起搞‘抢救运动’的，起初没有搞出什么‘特务’，受到康生的严厉批评，后来采用了康生制定的那一套‘逼、供、信’的办法，在两个社的一百几十个人中，被逼承认是‘特务’的占70％左右。中共中央机关报和通讯社的工作人员竟然有70％左右是‘特务’，岂非咄咄怪事！”[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