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底层写作”这一文学名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人眼前，国内的文化团体也积极发起关注底层的文学活动，如北京市文联今年7月就发起了“首都文艺家边村行”活动。被归入“底层写作”的文学作品，小说如刘庆邦的《神木》、曹征路的《那儿》，报告文学如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以及“打工诗歌”等，都引起了国内文坛的瞩目，甚至引发了较为激烈的论争。 学者刘东撰文评论“打工诗歌”，认为它展示了不同于学院派诗歌的生活经验，将对文学创作、文学观念直至文学体制构成挑战（《贱民的歌唱》，《读书》2003年12期）。评论家张清华也认为“底层写作”“给我们当代诗歌写作中的萎靡之气带来了一丝冲击，也因此给当代的诗人的社会良知与‘知识分子性’的幸存提供了一丝佐证。在这一点上，说他们延续了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精神也许并不为过。”（《“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但也有一些评论者出于对以往极左思潮的担心，对“底层写作”这一提法比较警惕。有的评论者认为，“底层写作”是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上的命名，但现在许多倡导者往往赋予它在道德和美学上的优越性，这可能导致把“底层写作”当作文学创作的标准。文学是以作品本身说话的，在作品面前，“底层写作”和其他写作都在一个平面上，不存在谁高谁低的起跑线。还有的评论家则担心“底层写作”会被市场利用，沦为一个商品符号。 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这些评论都表明：“底层写作”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容忽略的文学现象，我们不能不加以关注。“底层”是一个模糊概念，但我们每个人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底层”的存在。它指的是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上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一切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都可以看作“底层”，其数量是比较庞大的。仅就打工者而言，中国现在就有1.3亿，占总人口的12.5％，这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这么大的社会群体出现了，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是不能够忽视的。不倾听这些群体的声音，我们如何能够了解中国？没有这个群体的经验，我们如何谈论“中国经验”？不关注这个群体的文学，我们如何能够谈论完整的“中国文学”？ “底层写作”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强调“发展是硬道理”，90年代强调“可持续性发展”，再到今天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这说明政府在关注发展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发展带来的问题。在经过20多年年均高达9.6％的GDP增长以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是，高速发展也伴生了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不足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效率”和“公平”这两个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有待重新进行阶段性调整。因此，如何凸显公平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成为了“十一五”规划的重点。2000年以后，整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力度大大加强了。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前几年爆发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以及“纯文学”的论争，使思想界、文艺界重新关注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思潮转变对中国文学产生的两个具体影响，就是“底层写作”的兴起及对左翼文学传统的重新审视。两者实为一个硬币的两面。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底层写作”本身，还是对“底层写作”的评论，都大量引用了现代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的话语资源，可以见出“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些年被淡忘的左翼文学，似乎在大量关于“底层写作”的讨论中被重新激活了。例如，曹征路的小说《那儿》是“底层写作”中争议比较大的一篇。小说描写了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他力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最后失败自杀。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孤独的四面受挫的工人领袖：他反对“化公为私”的改制，与厂领导与入主的企业产生了强烈矛盾，不断上访；他是工会主席，是“省级劳模副县级领导”，难以与一般工人交流，无法领导他们去反抗；他的家人也屡屡劝阻他去反抗。最终，他身心交瘁，只能自杀身亡。《那儿》中那种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以及叙事的方式，可以看出与左翼文学存在一定联系，再加上历史记忆与现实处境的对比，使得这篇小说在阐释上具有了相当广阔的空间。许多评论把它称为“新左翼”，当作左翼文学重新崛起的标志。 左翼文学运动是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并在40年代得到了强健的发展，关注底层、为弱势群体呼吁是其重要特色。小说家如丁玲、萧红、萧军、张天翼、沙汀、艾芜、柔石、胡也频、洪灵菲、叶紫等，诗人如穆木天、杨骚、任钧、蒲风等，都是其代表作家。像鲁迅、茅盾、巴金等小说家，虽然一般不归入左翼文学，但实际上他们的许多作品具有比较强烈的左翼色彩。左翼文学的出现，拨正了五四以来过于注重知识分子生活的题材限制，继承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关注底层民生的这一面，并把关注的底层从农民拓展到工人，为文坛带来了新鲜、刚健的气息，体现了一种心忧天下的写作态度。左翼文学促进了广大知识分子关注底层，批判强权，呼吁社会公平和正义，产生了比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更多的具有批判现实主义成分的作品。这一时期，左翼作家不仅流派众多，名家迭出，而且直接积极地参与政治运动，表现出一种为弱者呼吁不平、向强权挑战的道德崇高感与社会责任感。可以说，左翼文学延续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学中较为积极的一面，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因此，如何在当下的现实环境中，研究和总结左翼文学的经验与教训，对继承“左翼文学”传统，丰富和完善“底层写作”，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当然，所处的环境、肩负的任务和面对的读者到底不一样，“底层写作”不可能完全照搬上个世纪的文学形式和文学理念，但以史为鉴，是可以避免走很多弯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