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中的“新性情写作” 这或许是一个写作的时代。 所谓“写作”的时代，是相对于从前的“文学创作”概念而言的。那时人们谈及文学，总是跟“创作”一词联系着的，而“写作”，则不能与“文学”联用，不能说“文学写作”，只能说“语文写作”，因此那时的文学便可以说是处在了一个“创作”的时代。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起，“文学写作”一语在中国文学界渐渐流行开来，最先大概是从对先锋诗歌、先锋小说的表述中出现的，人们乐于称先锋诗歌写作或先锋小说写作，而潜意识地弃“创作”一词于隐晦不明之地。渐渐地，谈及文学，就开始什么都是“写作”了。而“创作”一词的日益贬值，似乎已成一种文坛的不可遏止的流行时尚。漫洇至新世纪，在今日中国文坛，依我之见，写作与创作虽仅一字之差，却标示着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的变迁。 对文学而言，写作的时代与创作的时代大不相同。创作总是要强调创造或创新，而写作无疑更加客观或平实，是对“写”的状态性的描述，是更接近语言的、个体的“写作”，也是更普遍、更日常性的、更大范围的“写作”。由此“写作的精神”与“创作的精神”在某些方面便大异其趣，用来观察、判断文学便会所见不同。我们首先遭遇的是文学观的不同，文学究竟是写作还是创作？二者有包容或一致的一面也有相反或不同的一面，究竟如何把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且我们明白，在中国新世纪文学的现实发展而言，它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亟待澄清的问题。其次，它在现实层面尤其涉及到一个文学伦理问题，我们文学的“底线伦理”究竟是以“写作”来划线还是以“创作”来划线？我们究竟是要一个经过严格筛选的、精致的、专业化的文学，还是要一个自然的、宽泛的、生活化的、更具包容性的文学？很多文章在称呼近年来出现的“80后”的“文学者”时，往往用“写手”相加，在一个写作的时代，这或许没有什么稀奇，如果韩少功称自己的写作为“公民写作”，莫言称道“作为老百姓的写作”，那么谁又不是“写手”？如此，我们究竟要怎样使用诸如“作家”和“文学”等词汇？还用得着那样谨小慎微吗？ 在我看来，那个旧世纪80至90年代形成的文学体制和形态是过于“创作”化、“专业化”、“精英化”了，它很可能只是我们文学趋于更加社会化、世俗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一个中国文学史上、文化史上的特殊时期的转型产物，它是面向新世纪不断实现着蜕变与新生的。而新世纪文学，正是这过去的世纪最后20年中国文学发展与成长的一个方向，一个新世纪的文学中国想象。我们应该建立以新世纪中国现实和想象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文化观念、文学观念，而不是以过去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文化观、文学观为今日文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延后多年来看，也许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文学正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前奏或前身。这当然不是要割断“新时期文学”以来的历史，也不是要否定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创作”性质，而是要明确在一个变化太快的转型社会，文学的观念和形态也不能不得到更新、扩容和变化。新世纪文学的概念不应是“断裂式”的历史总体化，它应将新世纪之前的一个阶段的文学纳入视野，而将新世纪现实的文学变化与发展作为视野展望的中心。新世纪文学在此基础上必须纳入新的现实所提供的新的文化和文学因素，用宽容的、宽阔的文学视野来观察和理解文学，在文学观的发展扬弃意义上，借鉴或坚持对文学“创作”观念的理解，同时也能将“写作”观念的因素加以融合与恰当的处理。毕竟，我们都不反对将文学视作一种“写作”。尽管你可以强调这乃是一种有关“文学性”的写作，那这里的“文学性”也毕竟是“写作”的文学性，而与“创作”的文学性不可同日而语了。写作既可是先锋的，也可以是日常性的，写作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广泛文学意义领域。 那么我们该怎样描述中国新世纪文学？ 中国新世纪文学是由一个主流文学写作及若干新兴的边缘文学写作所构成的大文学格局，是一个包容着以“创作观”为轴心而以“写作观”为基础的一个广阔的文学空间。这个主流文学延续了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产生并发展出来的文学创作形态及其主题传统，包括具有历史反思、人性反思、精神反思的理性化旨趣的反思文学传统，作为文化寻根、族群寻根、生存寻根的民情性旨趣的寻根文学，以及作为个体性和文学形式探索的先锋性旨趣的先锋文学，它们成长进入新世纪文学，构成了新世纪文学的主流态势，并较之过去的世纪，都有了重要的面向新世纪现实的变迁，他们虽然都还以“创作”为文学骨子里的主导观念，但也不可避免地同时也是一种“文学写作”，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适应新世纪“文学写作”的调整和转变。无论就其反思性、寻根性和探索性而言，我们都已不能用80年代或90年代的文学眼光来看待评价新世纪文学的主流写作了。无论是愚昧与文明冲突的理解思考，抑或文化还乡的精神探索，抑或文学实验的语言先锋，在新世纪都已成传统，“四舍五入”，融会成一个新的社会现实下的整体性的主流文学，风骚依旧，却已神韵大变。起码在“文学写作”的意义上，其“文学性”愈精进，其文学隐喻性愈成为一个真正像样的文学的“隐喻”，其离社会和现实所指就愈远，就更靠近一种纯粹而高蹈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去体会《玉米》、《檀香刑》、《秦腔》、《尴尬风流》等新世纪以来的叙事作品的意味，就会明白它“创作”创了一些什么？那些文本的、审美的、语言的、想象上的文学处置与解决，甚或文学“革命”，最终都不过是一种隐喻性质的“写作”而已。 而那些处于边缘的新世纪文学写作形态又怎样呢？它们因其受惠于新世纪中国想象和社会实践的催生而顽强地生长，又因其更多地带有文学的“写作性”而不免泥沙俱下，而与主流文学构成一种对立统一的中心／边缘关系，并在创作／写作的定位冲突中，对主流文学的观念和等级秩序构成了一种解构，一种冲击。这些边缘写作也许没有主流文学的创作分量和精制，也似乎没有主流文学那样明显的边界，而是在“写作”的意义上涵盖了一个更加广泛而生活化的文学写作领域，但它们存在的意义，不仅表明了新世纪的来自时代生活深处的新的文学力量，更在于其成为主流文学写作的参照，使我们通过其镜像反射察看到这个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形成的文学写作传统在新世纪所存在的不少局限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