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写作来说，90年代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后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的作品失效了。”① 诗人欧阳江河在90年代初的这种切身感受可以说道出了当时许多诗人、诗评家的共同心声。虽然对于90年代诗歌究竟“中断”了什么，“结束”了什么，诗评界仍在各抒己见、见仁见智，但大家都认同一个事实，90年代的诗歌已进入了个人化时代，“个人化叙事”已成为90年代诗歌最为重要的诗学特征。“90年代的先锋诗歌正是凭借成熟的‘叙事诗学’，实现对80年代诗艺的本质性的置换。”② 一、在叙事中发现了的诗意 作为90年代诗歌的叙事性所指，我们看到虽然在当时或现在仍可引起误读和过度阐释，但对于大多诗人和诗评家来说，大家还是有个基本一致的认同：它是一种诗意表达策略，是一种对过度意象化抒情的反动，是一种具有时代性的艺术追求和诗学特征。因此，它同叙事诗歌的叙事有着本质的区别。诚如诗人孙文波所理解的：“当代诗歌写作中的叙事，是一种亚叙事，它关注的不仅是叙事的本身，而且更加关注叙事的方式”，“它的本质仍是抒情的”。“它绝不是有些人简单地理解的那样，是将诗歌变成了讲故事的工具，而是在讲述的过程中，体现着语言的真正诗学价值……它所具有的意义是与古老的、关于诗歌‘及物言状’、‘赋象触形’的传统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的。”③ 这种叙事，诗人王家新更认识到它的时代性，认为它“使诗歌从‘青春写作’甚或‘青春崇拜’转向一个成年人的诗学世界，转向对时代生活的透视和具体经验的处理”④。是一种从叙事中发现了的诗意。 应该说作为一种诗意表达策略的叙事，它不是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早在新诗的草创阶段，在胡适等人倡导“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的新诗探索的年代里，这种叙事在诗中多有运用。胡适的《尝试集》，有好些诗篇往往直接用叙事的方式构建故事片段或一点情节来营造意境。《人力车夫》、《老鸦》、《威权》、《乐观》、《一颗遭劫的星》等都是如此。在同时期诗人如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等人的诗作中，这种叙事方式大量采用，借生活小事件的叙述，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成为当时诗人抒情的重要方法。在意象化抒情占主导地位的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闻一多、徐志摩等诗人的许多诗歌中，叙事仍然是诗意表达的重要手段。如闻一多的《夜歌》、《罪过》、《天安门》、《闻一多先生的书桌》，徐志摩的《卡尔佛里》、《一条金色的光痕》、《一小幅穷了图》等都具有浓郁的叙事抒情色彩。在20世纪的四十年代，随着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的引入和影响的进一步加强，新诗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诗艺的表现形式也更加多元化，象征、叙事、戏剧化成为诗歌非常重要的抒情方式。特别在以穆旦、唐祁、陈敬容为代表的九叶诗人那儿，他们的很多诗歌通过叙事将日常的生活经验提高到诗的境界，把事件和场景作为抒情的基础，事件化抒情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诗意表达的方式。穆旦的《在寒冷的腊冬的夜里》、《洗衣妇》就是典型的代表作。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在那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人的思想行为的特定文化语境下，直接的、集体性的、意识形态化的浪漫主义抒情自然成为诗歌艺术表现形式的绝对主流，生活化的叙事性抒情日趋淡化。随后的七、八十年代的朦胧诗派的诗歌创作，虽表现为对意识形态写作的对抗，在诗性精神表现与抒情方式上同前辈诗人比较有了根本性改变，但从新诗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依然沿用政治的浪漫抒情方式，意象化抒情或直抒胸臆是他们抒情的最主要选择。朦胧诗因其对人文精神的高扬与对意识形态写作的反抗，意象化的抒情消除了以往诗歌直抒胸臆的苍白，使现代新诗向着古典诗美的回归，因而深受读者的欢迎而达到了新诗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出现了新诗发展以来的又一个辉煌。可不久人们就发现，意象化抒情的无节制的泛滥也日益显现它矫情的弊端，重重叠加的意象和无序的自由组合，完全成了肤浅、苍白思想的遮掩，意象诗的隐喻、象征、多义与朦胧，使一些诗歌也成了无谜底的呓语，失去了生活的真实性与可感性。于是，这种“不及物”的、显得有些装腔作势的意象艺术开始为读者和诗人所厌倦，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和新诗自身发展的焦虑双重影响下，所谓的“第三代诗人”毅然举起反叛的大旗，进行诗艺的多途径探索与实验，向着诗意可能的路径探寻。戏剧化、反讽、叙事等多种诗艺表现形式纷纷到场，日常经验和生活细节的书写成为诗歌表现的重要内容。这种初由张曙光等少数诗人在80年代中期默默开始的相当孤单的叙事诗艺，经由孙文波、于坚、肖开愚、臧棣、欧阳江河、马永波等人的推波助澜，至90年代初后已成蔚为大观的精神潮流和方向性的艺术追求，成为90年代先锋诗歌最为突出的诗学特征。 二、“从身边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 众所周知，90年代的诗歌是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展开的，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物质化、商品化、世俗化的非诗化文学生存环境，诗歌的边缘化已是无可拯救的历史必然。诗歌第一次成为纯粹个人的事情，一种不再有依靠从而不受束缚的写作，一种不再摆出道德、理想、崇高、文化、诗意的架势而承担时代精神与代言人的写作，一种真正仅仅听从内心的召唤而深入经验与生活细节的写作。90年代诗人由过去对个人生存状态的漠视、回避，转入对现实存在的敞开与关怀，由对意象的迷恋，转入对现实的直接呈现。诗歌的个人化和无所依附的自由化，使得先锋诗人主动放弃了那种高蹈云端式的乌托邦写作，而以事象和事态的叙述来揭示现实生存的真实中所蕴涵的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