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6）04 —0155—06 《天地》是上海在沦陷期间发行的一种具有文学色彩的文艺月刊，16开本，每期30余页。创刊于1943年10月，主编冯和仪（苏青）。苏青亲任编辑，并自办天地出版社办理出版发行。该杂志一创办，就取得不俗成绩。创刊号出版于10月10日，出版后马上就需要增添印数（首印3000册，又增印2000册），“至15日始有再版本应市，但不到两天，却又一扫而空，外埠书店闻风来购，经售处无以应命者仍比比皆是。”而读者反应方面，“在出版后短短的二十余天里，编者共计收到信247封，稿123件，皆为陌生读者诸君所投寄，特约稿件及友朋通讯概不计算在内。”[1] 《天地》是沦陷时期上海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专刊之一，当年漫画家文亭为上海女作家画像，张爱玲的形象为“奇装炫人”，而苏青则是“辑务繁忙”，可谓风华一时。1945年抗战胜利，该刊于本年6月出版第21期后停刊。 在上海沦陷区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大批新文学作家纷纷西进或南下，市民“浮出”水面，成为文学的主要读者群。本文将《天地》置于1940年代市民文化背景上，重点考察《天地》中体现了怎样的市民文化空间，这种市民文化又具有怎样的特征。 一、《天地》的市民文化空间 1941年12月9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沪日军占领先前由英、法、美等国控制的苏州河以南的上海租界区。从这时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3年9个月，是上海的沦陷时期。这一时期，上海先后出版的文学期刊有40余种，其中在1942、1943年还一度呈现繁荣局面。这些刊物的主编柳雨生、吴易生、朱朴等人，都是有资深编辑经验之人。但是在《天地》杂志的广告上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吴易生主编的第一流散文月刊《人间》，每册也只不过8元，《天地》的定价则为25元。苏青作为初出文坛的女子，并且是初次担纲编辑刊物，就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应该是非常不简单的。《天地》第6期中，梁文若把《天地》与《古今》并举，认为是上海最好的两刊物之一，并称《古今》代表了时间，《天地》代表了空间。虽然可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天地》大受欢迎的状况可见一斑。苏青作为一个新锐女作家，在当时文学地位并非最高；她主编杂志，经验也并不比那些老一辈报人丰富，何以在当时能够如此受欢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天地》市民文化的立场正契合了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市民心理。 《天地》中体现的是1940年代上海沦陷区的市民文化，这个概念中的时间与空间都是对市民文化造成制约的因素。市民的生活场所是城市，城市是市民文化重要的生态环境。斯宾格勒说：“一种文化的每个青春期事实上就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和市民精神的青春时期”，“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2]。城市在市民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上海作为一个缺少历史的移民城市，在近代社会又得以充分发展，城市市民文化色彩相对突出。自1920年代中期后，上海完成了从单纯的商贸城市到工商并举的现代化都市的过渡。“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频繁的商贸交易促使大都会的成型和人口爆炸，造成城市的超常扩展和经济生活的千姿百态”[3]。作为一个繁华的国际性都市，随着本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西洋文化的大举入侵，上海市民社会得以充分发展。作为社会基层并推动上海社会向前发展的市民阶层。他们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上海在整个“乡土中国”的背景下，提前实现着现代化的转型，并在城市内形成一个稳固的很难受国家制约与时政干扰的市民文化结构。相对于发展缓慢的整个中国来讲，这种社会心理结构是一种异质，这种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也很难被外来入侵所打断。所以当1940年代爆发太平洋战争，整个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上海市民社会依然在惯性与历史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当时上海由于它的特殊地位成为“孤岛”，又一度沦陷。沦陷期间，日伪对文化传播进行了严密的控制，形成了低气压的战争空气。面对生存的巨大威胁，市民却具有巨大的生命力，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因为政局的混乱而中断，反而还能在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寻求到柴米油盐的乐趣，从而形成了以日常生活为主题的，具有鲜明的消费性、世俗性与功利性的市民文化。重视物质，执着现在，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一切以生存为第一要义。《天地》的创办给上海的市民阶层提供了一个文化空间，同时保存了当时这一原生态的市民文化现象。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时的杂志多达几十种，但是具有鲜明的市民文化立场的只有《天地》一家。《天地》何以能够把握这一社会需要的契机，我认为与主编苏青的市民文化立场有很大关系。苏青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市民生存观的作家，以市民身份为荣，不同于一直坚守文化立场的朱朴、柳雨生等编辑。对于当时的期刊杂志来讲，编辑的主导力量非常大。比如《良友》、《西风》等杂志，中途换过编辑，不同编辑原则导向下的杂志风格差异就很大。《天地》是苏青一手建立起来的，组稿、编发都是她亲力亲为，所以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在《发刊词》中苏青写到：“《天地》的作者处不限于文人，而所登文章也不限于纯文艺作品”；“执笔者不论是农工商学官也好，是农工商学官的太太也好，只要他们（或她们）肯投稿，便无不欢迎”；提倡“以凡人的眼光去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此外，苏青还说自己“原是不学无术的人，初不知高深哲理为何物，亦不知圣贤性情为何如也，故只求大家以常人地位说常人的话。”看似自谦，其实不仅如此，苏青本身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她的理想充其量是：“有一个体贴的，负得起经济责任的丈夫，有几个干净的聪明的儿女，再加有公婆妯娌小姑也好，只要能合得来，此外还有朋友，可以自己动手做点心请他们吃，于料理家务之外可以写写文章。”[4] 这一世俗女人的理想，随着婚姻失败而终告破灭，苏青不得不以卖文为生。揭示都市人在战争岁月里物质与精神的困顿感受，是她编辑杂志的最初动因，而这些正是普通市民最为关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