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6）03—0077—04 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断片》中专门有一章——《〈莽原〉时代》，其中谈到《莽原》周刊创刊时的情形，有这样一段话： 第二天晚上，我们便聚集在鲁迅先生家里吃晚饭，当时到场的，我记得的有：许钦文、章衣萍、高长虹、向培良、韦素园，等等。在我报告了同飘萍接洽经过之后，当时便想到刊物的名称。最后还是培良，在字典上翻出“莽原”二字，报头是我找一个八岁小孩写的，鲁迅先生也很高兴那种虽然幼稚而却天真的笔迹，次一个星期五，《莽原》第一期，就在京发刊了。除随《京报》附送外，另外，还由《京报》赠送三千份，作为写文章的人的报酬，这被赠送的三千份，是交由北新书局李小峰发卖的。当时《莽原》经常撰稿人有：鲁迅、尚钺、长虹、培良、韦丛芜、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姜华、金仲芸、黄鹏基，等等。[1](P200—201) 荆有麟的这一段回忆可说涉及到了《莽原》周刊创立时的各方面的情况。文中所说“第二天晚上”，查《鲁迅日记》应是1925年4月11日。这一天鲁迅的日记中有下面的记载：“钦文来。午后俞芳、吴曙天、章衣萍来，下午同母亲游阜成门外的钓鱼台。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2](P542) 此前一天荆有麟向鲁迅提到邵飘萍想请他为《京报》主持一种附刊，鲁迅爽快地答应了，这便有了“第二天晚上”的“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这次聚会正是为了《莽原》周刊的出版事宜。 关于出席这次聚会的人员，鲁迅日记中的记载与荆有麟的回忆有些不同，不过两人一致提到高长虹。当十年之后鲁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序时专门谈到莽原社的情况，其中也说为《莽原》周刊“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 高长虹是山西孟县人，1898年生，1922年在太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处女作是发表在1922年5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上的诗作《红叶》。1924年在太原同高沐鸿、籍雨农、荫雨、段复生、高远征等人组织“平民艺术团”，筹备出版《狂飙》月刊。1924年9月《狂飙》月刊创刊号在太原以“平民艺术团”的名义出版， 月底高长虹即赴北京，企图“开创狂飙运动的新天地”。同年10月，他在北京结识向培良和尚钺。11月1日，《狂飙》月刊在太原出版了二、三期合刊后即停刊。 高长虹在北京创办了《狂飙》周刊①，并与互助学社世界语部的陈树声等人创办《世界语周刊》。1924年12月10日，高长虹携自己主办的《狂飙》及《世界语周刊》夜访鲁迅，开始了与鲁迅的交往。 当时高长虹尚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鲁迅则是文坛领袖。高长虹在北京编辑《狂飙》杂志，希望取得鲁迅的肯定与支持自是情理中事。当高长虹与鲁迅交恶之后，1926年10月在上海写了《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②，其中对鲁迅已有不少攻击之语，但谈到他初到北京拜访鲁迅的动因，尚有较客观的描述： 在三年以前，我对于出版界的情形是什么也不知道，我当时曾听人说过，鲁迅即周建人的别字，我便信以为真。……那时狂飙社虽已成立，然潜声默影，初无表示，我个人为生活所苦，日惟解决出国问题，他无所顾。沐鸿尔时已有诗稿不少，我亟称之，而彼不信，要我就正于北京负时望之作者。我虽允许，然机缘既少，我又自信多而信人者少，所以终未成为事实。…… 便在这一年的冬天，我又因为出国问题，认识了《晨副》编辑孙伏园，也便送了他两份《狂飙》月刊。后来见了他时，他说他给周作人看了，但没有说什么…… 十一二月份之间吧，《京副》出世，我又见了伏园，但不过随便谈谈，因我此时已无稿可卖了。我问起关于《狂飙》周刊的舆论。他说：“鲁迅曾问过长虹何人，那日请客，在座人很多，有麟也在。大家问《狂飙》如何，他说，据他看是好的。”我从此便证实我那一个推想，因鲁迅，郁达夫已都赞赏《狂飙》也。当时的《狂飙》是没有多少人看的，我们当时的无经验的心实私自欣慰，以为此两人必将给我们一些帮助，而《狂飙》亦从此可以行得去也。……[3](P85—89) 高长虹在这里坦白地承认，他到北京不久即去拜望鲁迅，是为了得到“负时望之作者”的“帮助”（尽管紧接着上述引文的下一句是“而谁知乃有大谬不然者！”）。 高长虹说他从孙伏园那里听到鲁迅对《狂飙》的称赞，这不应该是他编造的话。在高长虹去拜访鲁迅之前，《狂飙》月刊已在太原出了三期（第一期和第二、三期的合刊），《狂飙》周刊也已在北京出了四期，鲁迅极有可能从狂飙社早期重要成员向培良那里得知《狂飙》杂志的情况。③《狂飙》杂志向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的宗旨和那青年人所特有的朝气当给鲁迅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高长虹在那篇《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里说他在一个“大风的晚上”初次去访鲁迅，那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3](P89) 一连用了三个特别，这当中自然也有夸耀的意思，但鲁迅对初次来访的高长虹表现出相当热情的态度，应是不错的。一方面鲁迅对于有上进心的文学青年一向热心相助，另一方面鲁迅对1920年代中期北京思想文化界沉闷的空气早有不满，而《狂飙》杂志在冲破“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没有一点声音，一个动作，闲寂无聊的长夜”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鲁迅对负主编之责的高长虹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完全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