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6）02—0085—09 《新青年》作为一本综合性刊物能够直接介入并影响一个时代思潮的走向，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历史进程，这在世界出版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新青年》所秉持的“启蒙”与“救亡”的宗旨及其“科学”与“民主”的文化取向，与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和文化建设相契合；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传媒对社会思想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传播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传播也就没有社会，传播学家认为“协助社会改变”是传播活动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之一[1]7。陈独秀尽管在传播理论方面没有多大建树，但他在政治革命失败后，认识到进行思想革命的重要性。他力图通过报刊杂志等现代传媒手段，起到宣传其革命思想，唤起民众的普遍觉醒，最终实现“启蒙”与“救亡”的目的。因此，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新青年》的传播作用不可低估。在《新青年》的传播过程中，广为人知的是它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思想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的影响情况。但是，从《新青年》传播新的思想文化，开启民智，实现“启蒙”与“救亡”的目的出发，它在交通闭塞、社会沉闷、文化教育落后的西部广大地区的传播就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 一、《新青年》在西部传播的方式和途径 在以阅读书籍报刊为主的印刷传媒时代，时空对传播活动的方式和途径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尤其在偏僻、闭塞的地区，这种制约性会体现得更加明显。此外，在传播过程中，受传者的文化知识水平也对传播方式和途径产生影响。因而，20世纪初，《新青年》在西部的传播活动虽然有直接和间接两种主要传播方式，但以后者为主，同时，在文字传播之外，也辅之以口头传播。 直接传播是指西部人直接阅读《新青年》，感受到它的进步思想的影响。由于西部地区群山环绕，交通阻滞，加之封建割据军阀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所以，初期《新青年》杂志在西部地区传播、发行的情况并不理想，主要集中在四川成都一带。1917年1月，成都报人陈岳（育）安经营的华阳书报流通处率先在西部地区发行《新青年》杂志，起初，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据孔庆东在《百年中国总系：1921，谁主沉浮》中记载，当时成都只有五份，吴虞和他的学生各买了一份。但到了4月，《新青年》的发行量开始上升，根据4月17日《吴虞日记》记载：“晚陈岳安来谈，云《新青年》三十份，《甲寅》二十份均售罄，现又往续带。祝屺怀、李哲生亦订《新青年》，可知矣！”[2]301《新青年》开始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其影响，成都、重庆、泸州、梁山（今梁平）等地相继设立了代售处，发售《新青年》等进步刊物[3]27。随着《新青年》在社会上影响的不断扩大，西部各地也相继出现了代售点。《新青年》第4卷第3号记载，1918年初，西安的公益书局、新智识图书社、正谊公司成为《新青年》在陕西的代售点[4]，但现在已无相关的资料来了解当时《新青年》在陕西的发行、传播情况。贵州的群明社、云南的维新书局也于此时开始发行《新青年》。1919年下半年，昆明又成立了新亚书店和日知社这两个最早的专门出售《新青年》等进步报刊的书店，扩大了新文化运动在云南的传播阵地[5]84。此外，在西北的甘肃，由社会名流创办的“兰州正本书社”也公开发售来自北京的五四新文化书刊，使得《新青年》等得以在陇开始传播。 西部人阅读《新青年》还有另一条途径，就是借助于人员流动过程中对《新青年》的传播，这在西部落后地区尤为明显。《新青年》改版后，尤其是将编辑部迁到北京后与北大“一校一刊”的联合，使得作为北大同人杂志的《新青年》，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西部各省都有在京津沪等地求学的青年学子，他们在假期或毕业回西部时，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带回家乡，在亲朋师友中被广为传看。陕西早期革命家魏野畴于1921年至1923年在咸林中学和榆林中学任教时，他所带来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曾在学生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引起了当局的恐慌与敌视，为此两度被迫离职。王森然在《回忆1924年的榆林中学》一文中也谈到，他在赴榆林中学任教时，随身携带的简单的行李中就有《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西部的知识分子还借助其他方式促进《新青年》在西部地区的传播。1921年前后，陕西早期著名教育家、革命家杜斌丞先生在北京为榆林中学聘请教师时，从李大钊那里带回来为数不少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并办起了一个图书馆，扩大了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也促进了《新青年》在偏僻、落后的陕北的传播[6]20。此外，经新思想、新文化“启蒙”了的西部学子已不满足于身边有限的书籍报刊，好多学生都寄信汇款给在外地的亲朋好友，通过邮寄来满足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报、获得新思想的文化需求。这是《新青年》在西部传播的又一直接途径。 由于时空的影响和文化的限制，《新青年》在西部的传播更多依赖于间接传播方式。它又有三种主要的传播途径：其一，《新青年》理论色彩浓厚，学术性强，在社会文化水平比较低下的时候，不能为民众普遍通读，加之发行周期长，难以满足人们对时事的迫切需求。因此，1918年12月，《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又创办了政治性刊物《每周评论》。1919年1月，北大学生傅斯年、 罗家伦又在陈独秀、胡适等的支持下创办了《新潮》杂志。这两种刊物的办刊宗旨、思想内容甚至编辑人员都与《新青年》有密切联系，在它们发刊前，《新青年》上还特意登出了广告，极力为之造势，前期《新潮》甚至每期的目录都在《新青年》上登出来。这两种“卫星”刊物的出现，促进了《新青年》在社会上更为广泛的传播。此外，受《新青年》的影响，五四以后，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戴季陶、沈玄庐在上海创办了《星期评论》，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并于次年1月开始出版《觉悟》杂志，这些都成为当时青年学生所喜爱的读物。广大的西部学生，更多的是通过这些进步刊物了解到《新青年》杂志，感受到《新青年》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呼唤民主自由的思想影响。其二，在外求学的西部学子，受《新青年》的影响，在北京、上海等地创办了地方色彩浓厚且主要是针对西部本土发行、传播的刊物。1920年春，在北大的甘肃学生张道明、邓者民创办了《新陇》杂志，向甘肃人民介绍《新青年》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和五四学生爱国运动[7]208。1920年1月，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1921年10月，又创办了《共进》杂志，它们立足于陕西的社会实际，宣传《新青年》的进步思想，提倡平民教育和妇女解放，揭发军阀陈树藩的专制统治，以期唤醒陕人之觉悟。这些刊物，尤其《共进》杂志，在栏目的设置上也与《新青年》保持一致，加之内容上又贴近本地区社会现实，因此在当时的陕西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也是不容低估的。其三，五四运动前后，仿效《新青年》的办刊范式，西部人在本地也创办了许多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1918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创办了《星期日》周刊，这是五四时期和《湘江评论》等报刊一样，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刊物之一，吴虞、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的编辑人员都曾为它写过稿件。1920年7月15日，张仞鸣任主笔的《彭昕日报》在西安出版，该杂志存在时间虽短，却成为五四时期陕西进步刊物的代表。此外，西部创办的有些刊物上还转摘过《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的文章，如云南的《救国日刊》就转摘过《新青年》的文章[8]22。这是《新青年》在西部间接传播的又一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