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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仅只写自己能写的东西，而且——这很重要，只写自己愿意读的东西。” 采访：安琪 受访：韩东 时间：2006年8月15日 地点：北京，南京 韩东，1961年生于南京。第三代重要诗人。八岁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开始诗歌创作。毕业后在西安、南京等地高校任马列主义教员，1992年夏天辞职。1985年起主编《他们》文学杂志一至九期。八十年代中期，发表《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诗作，提出“诗到语言为止”观点，引起诗坛的争议。九十年代末发起“断裂”运动，引起文坛争议。著有诗集《白色的石头》《爸爸在天上看我》，小说集《西天上》《美元硬过人民币》，长篇小说《扎根》《我和你》等。 曾获得包括“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内的各种奖项。诗作入选各种教材。现居南京，为自由撰稿人。 经济观察报：1992年辞去大学教职后，你在获得身份自由的同时，是否因为经济的压力给你的写作带来影响？为什么辞职？ 韩东：辞职是因为厌烦。虽然从时间上看，教学任务并不重，但你必须违背心愿去做一些事情，比如政治学习，每周一次，必须参加。还得发言，说那些套话。教学也远非自由活泼的。现在的教师可能自主一些了，但那时候不行。总之，我与组织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年轻气盛，不愿意委屈自己。辞职后，生存的压力自然增加了。记得我辞职的第一年，稿费收入只有九十元人民币，好在有房子住，吃饭也在我母亲那里，问题不是很大。我一直主张把写作和生存分离开，至少是在写的时候。因此辞职后这么些年，我一直在争取一些稿费以外的收入，兼职工作或者接受一些朋友、单位的资助。 经济观察报：你有一句关于诗的名言——“诗到语言为止”，这句话出笼的背景及其含义是什么？ 韩东：“诗到语言为止”并非是针对性的，并非针对某种诗歌写作的背景，最主要的大概还是我个人思考的一种结果。写了很多年的诗，思绪不免萦绕于此。当时我觉得，无论怎么说，诗歌最终还得落实到语言上，它直接示人的就是一种语言或语言的构成，一切尽在其中。语言上不成立，一切皆是枉然。实际上不过是在强调语言之于诗歌的重要性。没想到竟然成为名言，以致成了教条。这句话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提醒，也许还是太长了。实际上它只是说了两个字，一个词——语言。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把诗当成诗来写”，你认为的“诗”是什么？ 韩东：这太难说了。我们能确定的是，诗是以语言为材料的，并且是人写出来的。除此之外，就不好说了。有人说，诗是语言的“炼金术”，是其“提纯”或者“结晶”，也许有道理，但也不尽然。你又将格言置于何地？——我个人很偏爱格言。也许诗歌要那么一点“人间烟火气”，要那么一点感同身受。还有节奏和韵律以及音乐性，但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弄音乐呢？如此等等，当真是一言难尽。孔圣人敢于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有气派，话也说得很漂亮，但不是那么回事。诗大概就是那种只有通过写诗和读诗才能把握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1998年的你和朱文发起的“断裂”事件成为你与体制写作公开决裂的标志，这一事件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韩东：对写作来说没有影响。“断裂”之前我已经是那样写作的了，“断裂”只不过将我的态度公开化，也许是用一种人们听得懂的方式。听得懂不一定很好听，往往很难听，“断裂”就是这样。这样做，对我个人而言是有好处的，必要的孤独和隔绝随之而来，但在另一些地方却窥见了新的天地。“文坛”其实是非常封闭的，乃至闭塞，而“写作现场”则始终活跃。应该置身于更大的“场”中，虽然各写各的。现在有了网络，从某方面说，就是当年我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福克纳要在妓院的楼上写作，那还真不如依凭网络来得痛快。当然，理想世界有理想世界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什么问题？ 韩东：网络的问题多多。如果说网络意味着自由，那就是自由的问题。自由是和自我约束相匹配的，它是一个风骚美人，得配一个谦谦君子。或者就像某人说的，我们缺乏的不是自由，而是配享这自由的人。外界的障碍打破以后，就得看我们如何自处了。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我们不能总是讲权利，还得讲义务。有时候甚至得首先讲义务。但也总不能一些人不讲义务就否定他们的权利。最好的情况是，只谈别人的权利，只谈自己的义务。现在是反过来了，每个人都大谈特谈自己的权利，而把遵循义务推给了别人。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受到了伤害，绝不要嫉恨网络。如果你伤害了别人，倒要反省自己在网络上的表现。人的很多网下的美德在网络上也一样有效，如自我约束，如游戏精神，如不辩诬，如沉默。 经济观察报：你大学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学专业中的思想意识对你的写作没影响吗？ 韩东：应该没有。我们学的所谓哲学是艾思奇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西方哲学是作为“西方哲学批判”开设的，课程极其简陋和僵硬。我个人的气质中的确有多思、爱琢磨的成分，但和哲学无关。并且我一向认为，思考并不是专业人士的特权。对专业和学院体制的迷信使我们变得平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