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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 
邵燕祥 
柯岩 
唐晓渡 1982年2月22日，我携着一堆行李到诗刊社报到。和那个年代所有怀有文学梦的青年一样，对那时的我来说，《诗刊》不仅是一个最具权威性的诗歌刊物，而且意味着一块灵魂的净土。正因为如此，当接我的面包车穿过灰蒙蒙的北京城，猛地拐进北郊小关一个比肩挂着“诗刊社／北京市朝阳区绿化大队”牌子的素朴庭院时，我基于虚荣心的些微失望（相对于期待中的“诗歌殿堂”）只稍稍露了露头，就被一阵由衷的欣喜所砍伐：绿化——诗歌，诗歌——绿化，多么富于象征意味的契合！我将要投身其间的，不正是一项绿化人们灵魂的事业吗？ 时至今日我也不打算嘲笑当初的浪漫，相反却时常惊悚于这种绿色情怀在岁月风尘中点点滴滴的流失，或被蒸发。当然，即便在当初，绿色也不是我心境的全部。毕竟此前我已在社会上摔打多年，毕竟我有限的文学经验已经历过“思想解放运动”的初步锻炼。我知道《诗刊》在许多人心目中是所谓“皇家刊物”，近乎诗歌艺术的最高裁判所，但我决不会这么看；我还知道，大凡这样的机关刊物，都会是观念冲突的“风口浪尖”，而观念冲突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力斗争。那么我将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能否扮演好我的角色？在下班后空空荡荡的庭院里我转着圈一遍遍问自己，不由得心中疑虑重重，忐忑不安。 编辑部主任吴家瑾给我送来一封折成燕形的便函，是副主编邵燕祥先生留请她转交的。这封便函此后许多年一直夹在我的《英汉词典》里，有意无意地也不知看过多少遍，可惜前年搬家后不知怎么找不着了，为此着实懊丧了好几天。说来也就寥寥数语，大意是说当日要去作协开会，不能在社里面谈；但已请吴家瑾同志调阅过档案，又看了你的毕业论文，觉得你是具备当一个好编辑、好评论工作者的资质的。现在诗歌评论很薄弱，希望你认真学习，尽快熟悉情况，以速速担负起工作云云。 一个初来乍到者，一个游子，懵头懵脑之下，突然读到来自一位景慕已久的前辈和领导的如此亲切的文字，其心情可想而知。刹那间我甚至想到古来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当然我不敢谬托知己，事实上在其后共事的数年内，我们的个人关系一直止于“君子之交”；但在私心里，我是颇以能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工作为幸事的。他工作作风的严谨缜密，为我近二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所仅见。他批阅稿件的细致程度常常令人汗颜：每一个值得推敲的句子，每个错别字，以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他在稿笺上很少只署诸如“同意”、“不用”这样更多示其权能的批语，而总是尽可能详细地说明用或不用的理由，包括必要的提醒以至警告。有一次我的审稿意见写得过于龙飞凤舞，结果招来了他的辛辣讽刺：“送审报告不是书法比赛，以后请写得工整些”，让我一见之下，脸红至腰。 他的儒雅谦逊同样令我心折。记忆中但凡去他的办公室，他很少不是迅即起身离座，一起站着说话的；当然，将其理解成一种为了使谈话尽可能简短的策略也未尝不可。有一件他或许早已忘却的小事，最能说明他作为领导的胸襟和风格。那是1983年初春。在当天的评刊会上，他着重谈了部分青年作者中存在的“学生腔”问题，并以我送审的一首诗为例；会议结束时他建议评论组就此写一篇文章，尽速编发。回到兼作卧室和办公室的房间里我左思右量，心里总也不太平服：倒不是因为受了批评，而是因为我对这首诗有甚不相同的看法。下班前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去找燕祥先生，我想那也是我第一次当面向上司直陈自己的艺术见解。我一面为满头汗气蒸腾而大感狼狈，一面紧张地斟酌词句。我说那首诗或许有一点“学生腔”，但更突出的却是其饱满的现代感性，而这正是当前许多作品所缺少的。他隔着办公桌安详地听着，始终不置一词，但目光中充满了鼓励。最后他说：“很好。让我考虑一下。”第二天上午我刚在办公桌前坐定不久，他便敲门而入。时至今日他的语调仍能从遥远的岁月深处漾过来一阵和风。他说我仔细想过了，以为你昨天的分析很有道理。刚才已去找过××同志，这篇文章仍然要写，但不会再用那首诗作例子。给你打个招呼。 他完全没有必要以如此郑重的方式给我打这样的“招呼”。他可以坐在办公室里等我再去找他，也可以在一个顺便的场合带一句；假如是那样，我当时也会心怀感动，但决不会在记忆中珍藏至今。我不认为这仅仅是在表达个人的某种心情。回头看去，那一时期的《诗刊》之所以能在诗坛葆有巨大的声望和感召力，之所以能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做到不乱方寸，除了其特殊的地位及可归之于“大气候”的种种因素外，与领导者的工作作风、襟怀气度和人格魅力甚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既严格又谦和；既精警又诚恳；既有一定之规，又决不保守僵硬，如此等等。这么说时我心中想着的不仅是邵燕祥先生，也包括严辰先生和邹荻帆先生，尽管对我来说，严先生更多的是一个慈祥的长者，而邹先生更多的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有效地协调各种关系的大师。我唯一不敢妄加评说的是柯岩女士。在我心目中，她与其说是一位难得一见的副主编，不如说是一位真理在握的诗歌监护人，一位高不可问、神秘莫测的“大人物”。面对这样的“大人物”我从不缺少自知之明。80年代之于诗即便不是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复兴时代。这种复兴始于70年代末，在最初的两三年内即已迅速呈现为一种新的格局。以下是一些当时形成了重大影响、具有标识性的诗歌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