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鲁“合辙”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和鲁迅因价值选择不同而分道扬镳，从此再也没有走到一起。但，饶有意味的是，就在20年代中后期，对胡适来说是1926年，对鲁迅来讲是1927年，分道扬镳的他们在各自的思想路线图上却意外地出现了“合辙”，即他们一致表现出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式社会主义”的趋同，认肯它的制度和政治试验。尽管这一“合辙”无助于他们走到一起，但这种不约而同不仅构成他们各自思想历程中的一个区间，而且也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怪异的现象。胡鲁之间，思想背景不同，对现实看法相左，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又南辕北辙，是一只什么样的手，在这个问题上把他们拉到一起？又，他们在苏俄问题上的态度和表现又各自如何、有否不同？最后，他们的思想归属分别是什么、是否出现他样变化？这些都是本文有待展开的问题。 二、莫斯科三日 1926年7月中旬，胡适作为中国代表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会议。他是从北京到哈尔滨，然后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到苏联，在莫斯科逗留三天，再由波、德继续向西，最后渡英吉利海峡到英国。莫斯科三天，不过是胡适西行中的一个驿站，可正是这短短三天，胡适的思想出轨了，他的“苏俄认知”使他由英美自由主义向苏俄式社会主义左倾。 根据胡适日记，他是7月29日下午两点到达莫斯科、8月1日下午三点离开的。这三天，他先后参观了苏联的“革命博物馆”和莫斯科的“第一监狱”，自认为“很受感动”，也“很满意”。在这三天中，他接触了国民党方面的于右任、共产党方面的蔡和森和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左派教授梅里姆、哈珀斯。从胡适日记，看不出他和于右任谈些什么，但和蔡和森却在于右任的寓所不仅“纵谈甚快”，甚至于右任回来，两个“仍继续辩论”。胡适8月1日离开那天，蔡和森还和刘伯坚持地来谈，希望胡适在俄国多考察一些日子。应该说，和蔡和森的谈话，对胡适形成了一些刺激，他甚至想因此组党。另外，那两位美国教授对胡适在莫斯科时的思想变化，更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胡适对苏俄的判断。 莫斯科的最后一个晚上，和梅里姆长谈后，胡适写信给北大朋友张慰慈，信中说： 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政治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①。 胡适在这里赞同的是苏俄的政治试验。这试验具有乌托邦性，胡适却给予一而再地肯定： 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试验正与我们试作白话诗……有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②。 除了对政治试验的赞赏外，胡适不止一次地认同苏俄教育，认为“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③。另外，在给徐志摩的信中，针对苏俄教育的有关质疑，再度为其辩护：“我们只看见了他们‘主义教育’的一方面，却忽略了他们的生活教育的方面，苏俄的教育制度……是‘遍地的公民教育，遍地的职业教育’。他的方法完全探用欧、美最新教育学说，如道而顿之类……”④ 针对自由主义最敏感的问题，即苏俄的“专政”，胡适也表现了很大程度的“容忍”。当然，这直接是受美国教授梅里姆的影响。也是在即将离去的晚上，胡适曾以一连串问题请教此人，比如，请他以一个政治学的专家看苏俄，感想如何；一党专政而不容反对党存在，于自由关系又如何；再，所谓“专政”的时期何时可以终了；不许反对党的存在，那么，训政时期（此乃孙中山语汇，美国人未必懂）岂不是无期的延长吗？这些问题显然出自自由主义，提出它们，既是一种担心，也表现出胡适在这些问题上的疑惑。 那位美国教授是如何回答胡适的呢？ 此间作此绝大的，空前的政治试验，自不容没有保障，故摧毁一切所谓“反革命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向来作dictator（独裁者）的，总想愚民以自固权力。此间一切设施，尤其是教育的设施，都注意在实地造成一辈新国民……此一辈新国民造成之日，即是Dictatorship（即“专政”，音译“狄克推多”——笔者注）可以终止之时⑤。 胡适听了后，评价却是“此论甚公允”，并当晚就把这席话“学舌”给张慰慈： 狄克推多向来是不肯放弃已得之权力的，故其下的政体总是趋向愚民政策。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⑥。 莫斯科三天，是胡适的自由主义被考验的三天，这三天，他其实是顺着美国左派学者的思路走，不仅认同了苏俄的政治试验，正面评价了苏俄的新式“愚民”教育，而且对最为要害的“狄克推多”也做出了他一生中的最大限度的保留。在莫斯科期间和离开莫斯科后，胡适一共给张慰慈写了三封信，这三封信寄回国内就被编为一组发在当时的《晨报·副镌》上，并题名为“一个态度”。胡适的态度早为世人所知，此次用这个题目，意在表示胡适的态度现在发生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