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的鲁迅研究中，汪晖先生对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意识的研究，是继王富仁先生之后，对鲁迅研究的又一重要贡献。但是，汪晖先生提出的“中间物”的概念，却是对鲁迅生命意识的一种误读（《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结构》，《文学评论》，1986年5期）。起初，汪晖先生论述“中间物”的意图是相当清晰而谨慎的。他用“中间物”主要是指鲁迅的“历史位置”，即通过将鲁迅历史化来解构被神化的鲁迅。在《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的末尾，汪晖先生引用希腊哲人“一切皆流”的格言来暗示这一思想。但是，后来他却扩展了“中间物”的内涵，“在我看来，‘中间物’这一概念标示的不仅是鲁迅个人所处的历史位置，而且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意识，一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世界观。”① 此后，“中间物”的思想，逐渐为鲁迅研究界所认同，并上升为鲁迅的生命世界观。钱理群先生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鲁迅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于所有思想家都不能回避的世界本质问题，做出了自己的独特的回答。他提出了‘一切都是中间物’的命题。……对他来说，‘中间物’既是他对处在大转折时期的历史个体‘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的历史地位的一种确认，又是他对于世界本质的一种体认。”② 王乾坤先生认为，汪晖提出“中间物”的概念，过多地局限在“历史中间物”，“而轻忽了他对‘中间物’的生命领会。”③ 其实，恰恰是“生命领会”才是对鲁迅“中间物”概念的误读。在鲁迅的文本中，“中间物”是很清晰的进化论观念，如果将它定位于世界观的话，也只能说是进化论的世界观，无法构成“生命观”。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谈到受古书的影响时说，自己“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但是，“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④ 鲁迅强调的是“个体”在这个进化系统中的位置，即在宇宙进化过程中个体的进化状态，并没有指向人的个体生命内部的价值和意义。和鲁迅的那种类似于存在主义的生命体验几乎没什么关系。“死亡”之于西方存在主义来说，的确关系重大，足以震撼西方世界。因为这背后具有强大而漫长的宗教文化背景。基督教具有根深蒂固的“永生”观念。“死亡”不是生命的消失，而是获得更高生命意义的必然通道。死亡的只是肉身而不是灵魂，或者说死亡只是肉身暂时丧失了知觉。死亡之后还有复活。这就使整个西方世界缺乏对“死亡”的意识和体验。当上帝死了以后，“永生”的观念也随之坍塌崩溃。由此，西方人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从而追求在现世的有限性之内达到生命的最高境界。从尼采的执著于“大地”到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都是永生之路断绝之后对个体生命有限性的珍视。但是，中国却没有类似于基督教那样的文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对“永生”不死的诉求。倒是“死亡”或者说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自古以来就清晰而明确的事情。所以，它根本就不会引起思想、精神的巨大焦虑和痛苦，自然也不可能对鲁迅构成巨大的冲击力。鲁迅在那篇著名的“遗嘱”中，说自己对于“死”不过是个“随便党”。因而，“中间物”构不成鲁迅生命体验的“原点”。真正构成鲁迅思想“原点”的，是青年鲁迅的生命世界观。这种生命世界观，固然具有历史性和个人性，即它和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氛围和文化气候有关，和叔本华、尼采、克尔凯戈尔等存在主义思想有关，当然也和鲁迅外部内部的经历有关；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超越性的，即它不仅仅属于特定时代和文化的，不仅仅属于现代生命哲学的，甚至也不仅仅属于鲁迅个人的。它是人类文化思想中的一种稳定性结构，是一种思想类型，是人类具有普遍性的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 一 青年鲁迅的思想核心是通过改造国民性而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即经由“立人”而达到“立国”的目的。但是，从当时中国思想界状况上看，这种思想选择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时代理性，即那个时代进步知识分子的一种共同性话语，它普遍存在于当时的进步思想之中。从严复到梁启超，改造国民性，乃是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思潮，并不是鲁迅个人化的思想选择。我认为，更具有鲁迅个人化的思想选择不在于“立人”本身，而在于怎样“立人”。鲁迅的独异性就在于他以生命自由来构建人的主体性。如果说，严复、梁启超等“立人”主要是确立人的理性主体的话，鲁迅却更多地关注人的生命主体——生命自由。理性自由意味着世界与人的和谐一致。这是启蒙运动所构建的世界与人的理性秩序。生命自由却是对理性秩序的质疑、否定，是意识到世界与人的对立性而产生的。正是基于这种生命自由，鲁迅的“立人”思想才会对洋务派的工商业实践、立宪派的立宪政治以及西方民主体制进行坚决的批判和质疑。只有根植于生命自由的强烈体验，才可能对物质以及一切体制规范进行这样大胆的否定和质疑。 在青年鲁迅的思想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这种生命世界观：“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故观之天然，则和风拂林，甘雨润物，似无不降福祉于人世，然烈火在下，出为地囱，一旦偾兴，万有同坏。其风雨时作，特暂伏之见象，非能永劫安易，如亚当之故家也。人事亦然，衣食家室邦国之争，形现既昭，已不可以讳掩；而二士室处，亦有呼吸，于是颢气之争，强肺者制胜，与有生偕；平和之名，等于无有。特有生民之始，既以武健勇烈，抗拒战斗，渐进于文明矣，化定移俗，转为新懦，知前征之至险，则爽然思归其雌，而战场在前，复自知不可避，于是运其神思，创为理想之邦，或托之人所莫至之区，或迟之不可计年以后。”“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⑤ 世界并不存在着和谐一致的终极秩序。即使和谐一致，也仅仅是世界的表层结构。世界万物是差异的，人也是差异的。不同的事物或人充满着激烈的竞争和对立。但是，世界的意义也由此产生。它既是万物演化的根本，也是文明、社会进步的动力。 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生命世界观。如果真的存在一个鲁迅思想“原点”的话，这就应该是鲁迅思想的原点。不用说，这当然和整个近代中国社会渴求强盛、摆脱屈辱的历史大势具有密切关系。但是，就个人而言，必须以相应的知识以及对这种知识的自我理解、共鸣为环节，才能构成与这种历史主旋律相呼应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