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央1993年发表《〈野草〉：一个特殊序列》（《鲁迅研究月刊》第5期）将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过程及心理变化，作为影响鲁迅创作《好的故事》、《过客》、《死火》、《腊叶》的直接因素，认为它们构成了《野草》中一个带有连续性的情感起伏的“特殊序列”；此后，到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李天明的《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又试图破译藏匿在11篇散文诗中鲁迅与许广平的私人典故；再到2004年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面世，把《野草》整个定性为爱情散文诗集。至此，从爱情角度解读《野草》的尝试走上极端。 “极端”行为并不必然意味着荒谬，也并不一定导致出乎意外的成功，在我看来，胡尹强的这次学术冒险，其打破常规而获得的新见和妄说并存，所具有的启发意义和引发的问题同样触目。 读罢胡尹强的大作，我的第一感觉是鲁迅终于走下了神坛。我知道这种印象不完全源于胡的阐释，也与我从鲁研界所感受到的压抑，或者说是焦虑有关。虽然八十年代以来，鲁迅走下了政治的神坛，但似乎又被送上了思想的神坛，知识分子的神坛。也许就是因为自己无法与鲁迅的这一形象建立起密切的相关性，因而对从鲁迅的生活经历与爱情经验来把握其创作的路径兴趣盎然。这样的解读使我感到接近了鲁迅，亲近了鲁迅。为此，我愿意不计胡尹强的某些有点过于世俗化的臆测。 胡尹强及其同道者的解读，为《野草》“现实的与哲学的”主旨增添了一个情感的与生命的维度，使《野草》在社会公共领域的探讨进入到作者隐秘的个人生活的层面。胡尹强对鲁迅写作《野草》每一篇散文诗时心境情绪的考释，对鲁迅和许广平每一恋爱阶段的进展和波动在散文诗中曲传心象的解读，对每一意象象征含义的揭示，让我开始感到多少有些读“懂”了《野草》，这样说也许有点近于不知自己的浅薄，不过，鲁迅在《野草》中所创造的那些激烈达极致的感情和奇崛到恐怖的意象，以及读后无以表达自己内心的震撼而陷“无词的言语”的困境，过去的确让我望而生畏，知难而退。但经李天明和胡尹强阐释后，我开始意识到鲁迅和一般作家一样，其创作契机和动力同样直接来自切身的个人生活境遇和苦闷，不仅仅是关切外部的现实、社会以及思想的结果。鲁迅和许广平恋爱首先不能不面对自己“大概老了”，“头发已经苍白”“手颤抖着”，更何况还大病缠身，而许广平“可是滋润美艳之至”，有“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隐约着青春的消息”，这鲁迅无论有多么崇高的名声和地位都无法消泯的生命的鸿沟；他和许广平恋爱，也不能不面对自己已有妻的婚姻状况，他不能让自己的所爱沦为妾的位置，也不愿将妻置于弃妇的命运，他既要实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的承诺，又难以割舍“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的机会，这鲁迅无论怎样选择都无法解决的情爱与道德责任的两难。正是在体会到鲁迅所陷入的“醒了无路可走”，“彷徨于无地”的这种“自啮其身”，“创痛酷烈”的大苦闷和大绝望之后，我再读《野草》时，才似乎能够在那些专属于鲁迅的意象和词语上，甚至是具有哲学意味的抽象概念中触摸到那些专属于鲁迅的实在的情感和经验。有了这种实感，无论再如何升华，如何深入，似乎都好理解了，甚至哪怕是如何不通，如何荒谬，也变得不重要了。这也是我愿意忽略胡尹强的某些“牵强”和“犯规”的原因。 胡尹强为自己的大作起了一个“恶俗”的名字，但实际上，是一部将文本作家化，在细读方面取得不俗成就，并富有创见性的论著。可是也不能不看到，他的新见不少是以违犯学术研究的大忌获得的。本来，在把“历史”和“虚构”之间都能划出“致命的等号”的今天，不必过于拘泥学术规范。但胡尹强在一些最基本问题上的犯忌，不能不引我们思考在新观念的冲击下，哪些是我们应该做出调整的，哪些是必须坚守的。 首先，是如何看待文学作品问题。总结近来的一些理论对语言和阅读这两个概念的更新是把文本看作一个开放的话语资源，文本的意义取决于读者带来的参考框架，因而它是读者解释的结果，而非作者所能独占。这一观念所强调的是文本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不可能有一个坚硬的真理之核，也永远不可能有最终的解释。实际上，相对传统的观念同样强调“解释者可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选择一定的词语，使‘解释’朝任何方向发展”。① 艺术品的朦胧性、多义性和丰富性应该已成共识。既然承认文本的阐释永无止境，明智一点的做法就是不要以真理的发现者自居。而胡尹强将自己对《野草》的解读定位在“破解世纪之迷”上，在行文中嘲笑“连研究《野草》的学者们都看不出这是一部爱情散文诗集”，显然对文本的开放性，特别是对《野草》这样一部散文诗集的奇崛深邃，有时任何陈述都无法表达的语言的限度有所不觉了。 其次，关于研究中的想象和推测问题。经过新历史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不能不承认无论本身就是以“虚构”为天职的创作，还是受“言必有据”管束的研究都离不开虚构和想象。无论多么谨慎的学者在对一段历史或者某个研究对象世界的建构中，都不可能是完整的，必然存在着“断点”。但文学作品的断点是由审美（文体）和语义因素决定的，而且是自由的，因为它是在创造世界的行为中创造的，具有本体性质；而学术研究中的断点属于认识论范畴，受到知识的限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产生于证据不足。这样，通融的操作规则是，一方面要坚持只有在可靠证据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历史和对象世界建构的大原则，另一方面“在断点与历史事实之间可以进行各种可信的推测”。即使如此，也要意识到这些“被推测的事实并未被视为肯定的事实，而是被赋予一定的可然性”②，即可能性（possibility）。这就是说，研究者的推测要是“可信”的推测，而且被推测的事实不能被视为“肯定的事实”，只能赋予一定的可能性，两者不能混淆。 胡尹强要论证《野草》是一部爱情散文诗集，而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又是作者断然不让无聊的看客有戏可看，刻意要“守护”的秘密。的确不能不陷入缺乏证据的窘境，不得不依靠大量的想象和推测来弥合自己所要建构的鲁迅《野草》中的爱情世界和事实根据之间的“断点”。从这点看来，胡尹强的确是殚精竭虑地开掘了《野草》文本自身能够朝着“爱情”解释方向发展的话语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鲁迅和许广平的书信、日记和创作资料，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