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20［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114X（2006）04—0136—12 编者的话（特约主持人袁国兴教授）：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巨人。鲁迅的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 “经典的”比“普通的”涉及的问题更复杂、范围更广泛、历史意蕴更丰厚。鲁迅创作文本诞生伊始便好评如潮，但不可否认其出发点和目的并不尽相同，而且随着鲁迅创作经典化的实现进程，这一点也愈加突出。正因如此，对鲁迅的重新理解和再评价一直就没有停止过。鲁迅的“深刻”与他关注的问题、思维的方式、思考的方法以及表达的独特性有关，而这些在今天还远未过时。因此，在许多场合和许多领域，我们都仿佛和鲁迅不期而遇，他让我们汗颜，让我们警醒，让我们想得更多。 2006年，鲁迅已经离开人世70周年。“重读”鲁迅，这是我们对鲁迅先生的最好纪念。 从什么角度评论鲁迅这个人 刘纳 刘纳，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006 妙语连珠的钱钟书的一句玩笑话流传极广：吃鸡蛋何必见母鸡呢？这个比喻具有浓郁的现代阐释学意味和后现代色彩。 在漫长的年代里，中国人习惯于相信“文如其人”，而西方人也信奉“风格即人”。也就是说，20世纪之前，无论在中国、在西方，人们不怀疑作家／作品、人／文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但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这种一致性关系受到强大的理论挑战——从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创作原则、叶芝的面具理论、容格的集体无意识说与原型理论，直至罗兰·巴特和保罗·利科尔分别宣布“作者死了”。 然而，对于中国现代作家，我们当真能够把作品与它的作者分开吗？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不仅仅依仗文本——它们还依仗时代风云，也依仗作者的生命风度。比如对于鲁迅，我们很难做“作者之死”的设想，虽然他确实已在70年前死去。 陈独秀在鲁迅逝世一年多之后说：“世间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他概括自己“对于鲁迅之认识”：“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① 近年来，人们也常被告知：鲁迅“也是人”。很明显，说到鲁迅“也是人”，与说他的兄弟周作人“也是人”，那意味有所不同。说周作人“也是人”，论者通常挟带“理解之同情”，意在说明他虽做了汉奸也有可谅之因，也并非一无是处，而说鲁迅“也是人”，则在于披示人间的鲁迅并非一无“非”处。 从“人”的角度评论鲁迅有什么意义吗？“人”究竟有什么共性？食、色？恋生恶死、喜怒哀乐？这些不是哺乳动物共有的吗？鲁迅说：“倘以表现最普遍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通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通常所说的“人性”，不过是动物性罢了。与其他动物相比较，人其实是最缺少共性的类种。人可能拥有了不得的崇高和智慧，却也可能表现出不齿于动物的凶残与愚蠢、卑鄙与贪婪。 鲁迅是“人”，这当然确定无疑，而确定无疑的事未必特别值得重视。鲁迅至今能引发那么多人的探究兴趣，却并非因为他是“人”，并非因为他也须“营养，呼吸，运动，生殖”，也会算计怎么挣钱和怎么花钱，也会生气、骂人……而是因为他提供了其他许许多多“也是人”的人提供不出的东西，是因为他——他的著作和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和他的行为方式——是现代中国独异的存在。 在中国知识界广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一书的作者保罗·约翰逊说：“我特别看重这类证据：知识分子告诉人们该如何行事时，他的道德和判断力的可信程度。他们在生活中是如何管理自己的？他们对自己的家庭、朋友和同伴，表现出了几分忠诚？他们在处理性和金钱问题时，是否公正？”② 被这位作者称为考察“私人档案”的方法和角度已被推广开来，于是，我们看到了对鲁迅“做人”、“待人接物”和道德的尖锐质疑，比如有人以鲁迅与胡适做比较，问道：“假如他们还是两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的话，我们更愿意和哪一个人成为朋友？哪一个人更容易成为我们的朋友？你更愿意和哪一个人共事？”这位论者的结论是：“我想多数人是会选择胡适的。”③ 也许这结论是对的，从“做人方式”说，胡适确实可能比鲁迅好相处，比鲁迅要随和得多。然而，对于鲁迅，能用中国“多数人”心目中的“好人”尺度去衡量和评论吗？ 鲁迅很不随和。他明确主张：“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佬。”（《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他提倡韧性，其实他本人的性格更多地表现出刚性。刘劭《人物志》论人品性，以“中和”为最高，这在中国社会里是会得到“多数人”认可的。而鲁迅的性格与平和通达、端谨圆融无缘，他语出惊人又语出伤人，他不怕树敌实际上也在不断地树敌。他深思而并不慎行，世事洞明却并非人情练达。他激愤、焦躁，没有好心绪，“好心绪都在别人心里了”（《致曹聚仁》）。他为什么不能活得平和些？舒服些？快乐些？他不是名气不小挣钱也不少吗？ 鲁迅与之做过朋友又翻了脸的林语堂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到获得现世幸福的秘诀，著名的《生活的艺术》讲述了一种“轻逸的，近乎愉快的哲学”，那便是“把积极的人生观念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度地配合起来”，在“尘世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现实人生之间”产生出“和谐的人格”。鲁迅则对“生活的艺术”没有兴趣，他不会愿意以调整自己的精神性格来求得现实生活中的快乐与顺遂。鲁迅曾区分“生存”与“苟活”，他强调“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他注意到“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华盖集·北京通信》）在私人书信里，鲁迅屡屡留下愤懑的感慨：“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致曹靖华》）他认为果戈理“是老实的，所以他会发狂。你看我们这里的聪明人罢，都吃得笑眯眯，白胖胖……”（《致萧军》）。鲁迅不是巧人、聪明人，假如他“会发狂”，也并不是令人惊愕的事。古人说，怒则伤肝，思则伤脾，忧则伤肺。鲁迅则把“怒”、“思”、“忧”占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