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590(2006)02-0080-09 近代台湾被日本占领长达50年。这期间，台湾虽与祖国分离，但与大陆、特别是大陆的沦陷区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使得在殖民语境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台湾人、特别是文化人的身份认同趋向，交叉纠结，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定性判断就能够厘清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考察日本侵华时期台湾人的文化认同，不能不注意到沦陷区背景。本文尝试在简析不同沦陷区特点的基础上，以台湾作家张深切在七七事变后从台湾移居北京之举为中心，对抗战时期沦陷区中国作家的民族国家认同，作一历时的个案考察。 一、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三种殖民形态 日本19世纪末开始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在中国的领土上形成了一个个迥异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的独立区划。具体到各个沦陷区，由于被占领的时间和社会形态不同，言说语境各不相同。日本的殖民形式大体上分为台湾、东北和内地三种。台湾于1895年沦陷，实施日人直接统治的总督制。东北于1931年沦陷，1932年成立由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先后出任执政、皇帝的“满洲国”，在形式上既独立于日本也独立于中国。① 内地沦陷区域，1937年前后陆续成立由附逆的原中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国民政府(华中)等形形色色的伪政权，以中国合法政府自居，企图僭越正统、混淆视听。 这三种殖民地域之间从政治到军事、经济、文化都是分离的，按“国”与“国”的关系行事，人员流动要办理“护照”。就日本最高决策者而言，这是分而治之的侵华殖民政策的结果。从日伪政权方面来说，各地的实权人物竭力维护各自的利益。从时局方面来说，国民党政府、共产党地方政权以及各种抗日力量的正面对抗和地下斗争持续不断，政局和社会一直处在动荡之中，日本殖民当局也无力把如此广阔的区域统一起来。体制上的这种新变化，使得外国列强在中国的殖民地的类型格局发生改变，大大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国家危机，更使得不同沦陷区民众的身份认同生发出质的差异，对沦陷区的社会与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 为了将占领区永远从中国分裂出去，日本侵略者在实施军事占领和经济控制的同时，不懈地推行文化殖民，其中，用日语取代汉语的语言殖民在殖民同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样，如何坚守汉语、抵制普及国语(日语)、延续汉语书写本身，成为沦陷区作家对抗日本殖民同化的重要行为。在不同的沦陷区，日本实施语言殖民的力度各不相同。在各个沦陷区的不同时期，语言殖民的政策和形式也在发生变化。这种不同和变化给不同地区的生存环境带来改变，影响到沦陷区文化人的流向。台湾在实施42年的殖民统治之后，公然废止中文，强行把日语定为“国语”，清洗和隔离中华文化。汉语表达形式退出主流。伪满洲国旨在最终割裂和脱离中国主体的文化控制，也在不断强化。日语读物的引进量和出版量逐年增加，很快超过汉语读物，大大缩小了中文的表达空间。② 而内地各沦陷区在名义上没有与中国分离，日本无法有效地实施文化和语言的殖民化，殖民统治相对薄弱。这样，或出于殖民当局宣传策略上的需要，或由于具有有限话语权的中国文化人的操守和智慧等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原因，在内地沦陷区占压倒地位的奴化宣传中，中华文化仍具有相对独立的空间，汉语一直是表达和书写的主流语言。中国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学传统、鲁迅遗产在沦陷期延绵不绝，甚至依然是日伪官方的招牌。特别是北京，作为六朝古都和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厚重的中华民族文化积淀和丰富的族群身份认同资源，仍具有民族文化的象征意义和感召力量。这是大批台湾、东北作家流向北京沦陷区的重要人文地缘条件。尽管是在日本占领区范围内流动，但对于那些感时忧国之士来说，来到北京已是“回归”和“寻根”之旅。③ 因此，对各沦陷区作家作品进行描述时，不宜简单地用“沦陷区/汉奸文学”模式一味作道德批判，而是需要从各地的实际状况出发，把考察对象，包括人与文两个方面，置于共时环境中作背景和文化身份认同取向的分析。 二、张深切早期的时代背景和经历 张深切(1904-1965)，字南翔，笔名楚女、者也等。台湾南投人。在台湾、日本接受初等、中等教育。1923年首次来到祖国大陆。 身处沦陷区的中国作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面临着民族国家认同，即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所谓文化身份，系指建立在特定的历史传统、习俗规范和集体记忆基础上的民族文化特征，主要包括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精神世界等方面。文化不同，文化身份也就不同。在常态下，文化身份是相对稳定的。而旨在灭亡中国的殖民统治，造成了沦陷区异质文化间突发性的全方位杂处和错位，中国作家的现实身份危机，对其文化身份造成巨大冲击。身份危机感的指向和程度，与入侵者殖民统治的力度和长度密切相关。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痛苦的生活状态和心路历程。一方面，或出于本能或出于自觉，中国作家竭力维系他们原有的文化传统，抵御被外来殖民者文化淹没的可能和危险；另一方面，为了生存，又不得不违心地屈就于既存殖民文化体制。两种不同文化的种种因素常常集于一身。两者之间会有交叉，但更多的是抵触与冲突。由于中国各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存在着悬殊的差异，这就为一批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只能在沦陷区域内追寻最佳文化身份认同场所的中国作家，提供了选择。而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的状况，往往对他们的政治立场，以及他们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中所达到的高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台湾殖民统治初期，日本建立起面向日本人和台湾人的两个不同教育系统。台湾人就读的公学校削减知识教育，以学习所谓国语即日语为主，在校园内严禁讲汉语，六年的课程量低于日本人就读的小学校五年的课程量。这样，台湾中国人学生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难度要比日本人学生大得多，从而确保了日本人和日本语言文化的支配地位。④ 台湾传统的启蒙教育形式汉文书房，即学习中文、阅读古典文学的私塾，则游离于正规的初等教育系统之外，逐步萎缩。张深切出生时，台湾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近十年。他于1913年入公学校，接受日式教育。1917年因在校期间违规说汉语被告发，受到留校清扫的处罚。对此，时年14岁的张深切反应强烈，矛头直指日本的语言殖民：“我知道为什么不能讲台湾话的理由了，因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是日本的领土，所以我们要受他们管。将来要是我们征服了日本，拿日本来做殖民地的时候，我们不但禁止日本人在校里讲日本话，连在学校外面也非禁止不可！”⑤ 由于坚持台湾人讲台湾话是台湾人的权利，张深切最终被校方开除。家里安排他去了日本，转传通院砾川小学校继续读五年级。毕业后先后进入丰山中学、东京府立化学工业学校、青山学院中学部学习。反抗语言殖民的结果，反而是提前进入日本本土，在宗主国接受教育。这看似颇具反讽意味。其实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