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是我国对韩国鲁迅研究状况的一次集中介绍与展示，是一次中韩两国学者共襄的盛举，也是我国对他国鲁迅研究介绍工作的带有创造性的重要收获——以前我们还仅是对日本、苏联(如竹内好、谢曼诺夫等的著作)等国的学者以专著的形式进行引进或对诸多国家的鲁迅研究成果集于一书引进(如乐黛云主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等)。像这样以一本书而引进一国十几位学者的具有代表性的鲁迅研究成果，实属首次。它比以专著形式引进某一人成果要显得宽泛，又比以一书引进多国多人成果显得集中，自有其优势在。 该书的附录一是1920——2004年韩国鲁迅研究论著目录，将近400条，可谓多矣。而是书所选仅17篇，所以只能说是检阅之后的提炼。但这17篇又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所谓窥一斑以见全豹，故仍可视为一次检阅。 读罢此书，首先感到的是韩国学者研究鲁迅的高度自觉与使命意识，他们并非仅仅将鲁迅作为一位世界文化名人来研究的，而是将他作为与他们的民族命运休戚相关不可或缺的一位伟人来进行研究的。我们从收入该书中某些文章的篇名即可发现此点，如《流亡中国的韩国知识分子和鲁迅》(金时俊)、《殖民地知识分子与鲁迅》(金良守)、《韩国七八十年代的变革运动与鲁迅》(朴宰雨)、《鲁迅和韩龙云革命的现在价值》(刘世钟)、《革命力动主义或意象主义》(柳中夏)等，接近全书篇数三分之一。 在朴宰雨撰写的《序一》中，他说鲁迅“是在现代东亚知识界里一直受瞩目的文学家兼思想家，是一位很难再有的历史文化向导。”这正昭示出韩国鲁迅学者的使命意识，他们事实上是将鲁迅作为能够引导韩国历史前进的人物来对待的。他在《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指出：韩国的鲁迅研究成果“很多是扎根于韩国现实，发挥韩国学者有主体性的问题或者为应付韩国学界的需要而发表。”李陆史是20世纪30年代韩国鲁迅研究者，他对鲁迅评论的重点并不是置于鲁迅实行文学革命的功绩，而是置于鲁迅改革社会思想、攻击封建社会制度、改造中国人的精神的功绩上。而他本人亦恰恰不独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独立运动家。这才恐怕是他与鲁迅先生更为深层的精神关联。与李陆史关系密切的另一位诗人金光均在其40年代《鲁迅》一诗中“以描写鲁迅来克服一个知识分子的疲倦的生活而再挑战的意志”(金河林：《鲁迅与他的文学在韩国的影响》)，进而参加了民族独立运动。到了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鲁迅研究可谓在血雨腥风中得到发展与深化。当时的著名学者李泳禧“从鲁迅的人生态度与思想、文学吸取精神营养”，“针对当时军事独裁政权以及言论界对激进主义的错误理解和攻击加以深刻的批判”(《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他同鲁迅一样，对“精神极度麻痹的学生及民众意识加以痛打”，所以一方面他被称为“韩国思想界的恩师”，而反动政权则污蔑他为“学生意识化的元凶”(《韩国七八十年代的变革运动与鲁迅》)。他曾写有《鲁迅与我》一文，回顾了自己年轻时候摸索思想出路时受到鲁迅启发的过程(遗憾的是此文未能收入这本论文集中)。任轩永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也是反独裁运动的战士，同李泳禧一样亦曾因笔祸入狱。他也深受鲁迅影响，“不禁为鲁迅描写的那些为了惩罚独裁者而不惜牺牲生命的极限斗争拍案叫绝。”(引文同上)另一位学者成元庆则认为，鲁迅的文学是一种“对时代的黑暗全力斗争”的文学，鲁迅的杂文曾在韩国被禁可以说也是历史的必然(《鲁迅与他的文学在韩国的影响》)。90年代学者柳中夏的鲁迅研究亦重视鲁迅对于思想变革的思考，他对鲁迅与韩国作家的比较研究中，也注意考察他们对文学和革命问题上的立场。另一位研究者金良守在他的《殖民地知识分子与鲁迅》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在……韩国现代史上，鲁迅一直是黑暗的政治现实中的希望之所在。”他们在将鲁迅与本国作家的比较研究中往往也强调比较对象所共有的革命品格，如在《鲁迅和韩龙云革命的现在价值》一文的“结束语”中就这样写道：他们“是以彻底的否定和怀疑精神，以恶魔的化身，以复仇的精神，为了人类解放，不停地走过来的革命人。”同时指出：鲁迅作为一位革命家其“动力始于否定从古到今的所有的东西，始于否定未来的假想。”即便是一些研究鲁迅文学理论的著述，也极为重视鲁迅作为革命家的思想品格，如全炯俊《鲁迅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鲁迅的文学和思想不仅源于革命，而且终于革命。”金河林《“小说史”研究的同步性与差异性》认为鲁迅与金台俊研究各自国家的小说史的深层原因与解决民族危机相关联。申正浩的《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则指出：“鲁迅的情结，尤其是鲁迅的文学情结与其说是五四、‘民主’、‘科学’精神的继承与其反映，不如说是辛亥‘革命’的‘反思’与对‘革命’所向往的‘穷极目标’背后的作为存在主体与其形式的人的怀疑。”全炯俊《小说家鲁迅与他的小说世界》更是说得酣畅淋漓： ……鲁迅不仅深刻地描写社会黑暗，而且是深层次地透视黑暗，并在其中展开斗争。这源于“辛亥革命一代”深刻的历史和存在的体验。 也正是这一点，使鲁迅至今仍活在中国文学中。因为打倒封建、实现近代曾是辛亥革命的历史使命，但这一使命历经五四运动、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漫长过程仍然没能完成，并且在脱离近代的迹象接踵而至的当今社会，封建和近代仍交错存在。鲁迅的小说就是与这巨大的历史问题进行的激战。 这一段话有如黄钟大吕，使我们震惊和思索：我们在还原鲁迅作为一位文学家的本来面目时，而无意或刻意地淡化他又是一位革命家的本色，是否走过了头？事实上，在淡化和否定了鲁迅的革命家的本色的同时，恐怕也就淡化和否定了他一生所致力于的通过变革而改变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基本诉求，也就淡化和否定了鲁迅存在的基本意义。而这在客观上最符合强势群体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韩国鲁迅学者在对鲁迅作为一位革命家对于本民族与他民族的历史前进的推动作用进行深刻分析的同时，也对鲁迅的思想与艺术进行了较为精湛的学理性研究，即将鲁迅也作为一位思想家和文学家来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很是新颖独到的见解。如认为鲁迅站在一个既非肤浅轻狂的启蒙主义、也非反启蒙主义的第三立场；他虽然肯定走向现代指向性，但也不断地批判现代性；他趋向于阶级思想，但一刻都没有放松对它的局限性的批判；鲁迅从否定自己的立场忠实于自己，从否定自己中求得前进(金允植：《韩中现代文学相互关系一瞥——以鲁迅为中心》)。竹内好曾说鲁迅是通体矛盾；托尔斯泰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也说过同样的话。事实上，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都有这个特点，只有在诸多矛盾中才能显示出其深刻性，若是十分纯粹，十分和谐，十分统一，也就必然十分浅薄，因为他不可能反映出无限丰富、无限复杂的世界。韩国鲁迅学者对鲁迅思想世界的这一辩证认识确实非常深刻，接近了鲁迅本体。韩国学者认为鲁迅对国粹主义是“一脚踢开”(《殖民地知识分子与鲁迅》)，强调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决绝立场；他们高度重视鲁迅对民众的态度，明确指出；“鲁迅认为，当时大部分中国民众既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也是维系封建社会的功臣”(《鲁迅的现实主义理论》)，由于相似的社会状况与历史文化背景，韩国学者对此大约是感同身受的吧！对于鲁迅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全炯俊指出：“对于鲁迅来说，重要的是革命本身，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式革命。对此，丸山升认为，最终，鲁迅是在马克思主义式革命中找到了实现自己革命的力量。笔者认为，丸山升之上述分析不仅正确，而且很高明。”(同上)鲁迅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应说是很复杂的，此种论说无疑会给我们以启迪。关于鲁迅的思维方式，韩国学者则认为更接近于法国的认识论(《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韩国学者对鲁迅也进行了“心灵的探寻”，对鲁迅的深层心理予以考察与揣摩，指出：“避开空虚，欲沉默，但无法沉默的社会存在——表露着鲁迅内心世界的矛盾和心理斗争。辗转在沉默和雄辩之间，就是鲁迅存在的条件。”“鲁迅从空虚和虚无得到力量”。鲁迅“洞察人生和历史的必然，把虚无、悲哀、痛苦视为生命的条件”(《鲁迅和韩龙云革命的现在价值》)。此文作者强调鲁迅鲁迅作为一位勇于自我牺牲的孤独的战士的精神品格：“他只有自己，是以自身为作战的武器。”这些对鲁迅思想与精神世界的研究均是较为精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