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诗人徐志摩是一个喜欢交际，而且善于交际的人。在剑桥大学留学的前后约一年半时间里，他与英国知识界高层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相关资料的研究表明，徐志摩的交往主要是以剑桥大学和伦敦为活动中心的英国知识分子上层，直指著名的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徐志摩的剑桥交游固然对他走上文学道路有巨大的催化和激励作用，同样重要的是，他因此成为维系中英现代文学的重要纽带，经由他，两国文学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一、徐志摩与狄更生 狄更生(1862—1932)是徐志摩到英国后结交的第一位英籍学者，正是他介绍徐志摩到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就读“特别生”。狄更生在英国历史上不是一位伟大人物，却也算得上鼎鼎有名。他是作家、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他的主要著作除徐志摩提到的两部外，还有《现代法国中的革命和反应》(1892)，《十九世纪国会的发展》(1895)，《希腊人的生活观》(1896)等。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报刊文章，其中的一些结集为《宗教：批评和预言》(1905)，以及《宗教和永恒》(1911)，《国际无政府主义，1904—1914》(1926)等。 狄更生一生最辉煌也最忙碌的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数年时间。狄更生反对战争，他认识到，国际间的无政府主义是招致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在战争爆发后的头两个星期，他就呼吁建立一个国际联盟，通过这一国际性组织，使国家间的争端得到调解，避免今后再发生战争。战时及其后的数年间，狄更生都忙于国际联盟的创建和运作，他为此撰写相关的小册子，发表演讲，出席会议，奔走于英国各地，以及欧洲大陆和美国。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说自己到剑桥后，“狄更生常在伦敦或大陆上，所以也不常见他”。狄更生此时的忙碌，也与这类事务有关。 徐志摩到剑桥后，虽然不常见到狄更生，但他们的密切交往却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梁锡华《徐志摩新传》中引述了与狄更生同一时代的英国学者回忆，“每当狄更生在王家学院时，徐志摩就常在狄更生的套房内闲坐聊天；但狄更生在欧陆的时候也不少，当他不在时，徐志摩有时仍然会到他的宿舍，坐在房门口凝思”。可见徐志摩对狄更生感情之深厚。徐志摩结束剑桥学习生活回国时，特意请画家弗赖画了一幅狄更生的肖像留作纪念。 回到中国后，徐志摩出于对狄更生的景仰之情，不遗余力地想把这位中国文明的颂扬者介绍给中国读者。1923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夏令班主讲英国近代文学，把狄更生的《一个中国人的通信》与莎士比亚戏剧、《圣经》、罗斯金的著作一起推荐给中国读者。他介绍狄更生的这部作品“盛称中国的文明”，称赞它的文字“美得未尝有，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好像涧水活流一样”。徐志摩的话未免过誉，但他对狄更生的感情是真挚的。徐志摩1926年4—8月间日记辑录了致江绍原信的片断，在此信中他向民俗学家江绍原推荐狄更生到中国旅行时所写的游记作品。信中说：“绍原！你记得狄更生先生记西山一个庙景的那篇妙文？他看到脸上搽着有厚度可量的脂粉的信女们，多半为了求早生贵子的动机，穿上桃的衣衫，到佛像前来礼拜，以及脑袋上嵌满疤痕身披破袈裟的和尚在佛殿上做功课时，对于女客们含心理分析性的注视，再也忍不住感叹佛教在中国几于不可信的堕落！”徐志摩向江绍原介绍的这篇游记，名为《北京》，描写在北京西山一座寺庙中所见所闻，属于狄更生1912年到中国旅行后写的系列游记作品之一，后来收进他的《印象记》一书。事实上，狄更生原文并没有批评的意思，倒是对这些到寺庙进香的善男信女语含褒义。徐志摩看来是误解了狄更生的本意。 回国后的徐志摩与狄更生书信不断，友情更浓。1924年2月21日他给汉学家韦利写信，告诉他“狄老寄来你新面世的大作，但我还没有时间详细拜读”。韦利在1923年出版有《中国画研究导论》，未知狄更生给徐志摩寄的是否这部著作？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作为前辈的狄更生，非常关心徐志摩的成长和需要。在参与由泰戈尔创意、恩厚之实施的“农村建设计划”过程中，徐志摩也极力促请狄更生加入其中。因为狄更生对于东方的知识，并不限于中国，对印度同样也有非凡的见解。 徐志摩1925年重访英国，与狄更生重逢。这一次狄更生介绍他去见自己仰慕已久的作家哈代。也正是因为有了狄更生的介绍信，哈代才答应见他。1928年，徐志摩第三次来到英国。他到剑桥访狄更生未遇，经巴黎、杜伦、马赛回国。狄更生得知徐志摩的消息，一站一站地追赶，最后在马赛港与徐志摩相见，上演了最感人的一幕。 狄更生与徐志摩年龄相差三十五岁，来自不同种族，成名早晚有别，这些却没有能够阻碍二人建立深挚的友谊，其主要原因，是狄更生对中国、对中国人怀有深厚的感情。徐志摩提到的《一个中国人的通信》(1901)是狄更生最著名的作品，出版后引起了广泛注意。狄更生在书中虚构了一个曾经长期在英国生活的中国人，写信比较东西方文明。信中主要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不满，痛斥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并为中国文化和民族性辩护。信的作者说：“我们对你们文明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和厌恶，这种情感现在是，也必将永远是我们与西方关系中决定性的因素。你们将这种情感归咎为偏见和无知，这很自然。但我事实上，我个人以为，这是出于理智。”又说：“我们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最好的文明，当然我也承认，这也不意味着它就是最坏的文明。相反，正因为其古老，反倒证明这种制度保证了我们可以得享稳定，而这种稳定在你们欧洲各国中我们是无法找到的。我们的文明不仅是稳定的，而且我们认为，它还体现了道德秩序；可是在你们的文明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经济上的混乱。”作为一个地道的英国人，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对近代积弱动荡的中国能够有如此同情，对中国文化的潜在力量有如此深邃的洞察力，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有人以狄更生这部作品的虚构性加以指责，狄更生这样回答：“我对你们讲中国，不是因为我对中国有什么了解，也不是因为我曾经访问过这个国家，而是因为我在上一辈子就已经是中国人。”狄更生的好友，著名作家E.M.福斯特说狄更生“对中国的感情是深厚的”，“对中国充满了同情”，“他的心属于中国”，绝不是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