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状况，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 五四至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 本文根据多年积累的一些史料，简要地考证五四以后至抗战初期几个中国文人的经济生活，以北京(1928—1949年间称为北平)和上海两地为代表。一孔之见，聊作引玉之砖。 鲁迅的经济生活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幼年家境从小康陷入困顿。1898年周树人十七岁时，母亲变卖首饰筹集8元路费，供他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免学费、膳费，每月还有少量津贴。实习期三个月津贴300文(相当于3角)，以后逐渐增加，第一年2两银子(1两=1000文)。不久转入路矿学堂，1902年1月毕业。在这期间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他从菲薄的津贴中用500文(5角)买了一本严复译述的《天演论》。 1902年4月赴日本留学。据鲁迅回忆：“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36元。”(引自《华盖集续编》)1905年他的二弟周作人二十岁时也到日本留学。1907年周氏兄弟合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200多元，合同上注明千字2元(据《周作人回忆录》第201页)。在这前后，周树人还有一些著述和译文出版(后来收入《坟》和《鲁迅全集》中)。当时在上海，最好的大米“常白米”每担(100斤)4元左右，所以当时的1元(银元、或称大洋)折合现在的人民币50元左右。 周树人在日本留学时期花费很多钱去买书。据统计，当时购买的德文书籍共127种，贵重的如《世界文学史》10元，便宜的如裴多菲小说《绞吏的绳索》5角。购书款占了周树人日常生活费用的最大比重。 1909年8月由日本回国。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周树人到了南京，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部里供应伙食，此外每月发30元津贴。由于政局变化，中华民国定都北京，4月，周树人北上，转任北京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佥事，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每月津贴60元。到二十年代，月薪逐步递增到300元，有时拖欠，但都能补发。然而他的经济负担非常沉重，不仅每月要向绍兴老家寄钱，还要向日本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一家寄钱。也就是说，他要供养六、七个人。 周作人携带日本妻子回国，他起初在绍兴中学教书，月薪50元，陆续增加到68元。1920年周作人到北京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开始月薪240元，增加到280元(后来还有兼职收入220元)。这时鲁迅月收入300—400元。此外稿酬也很可观，例如：1921年周氏兄弟合作翻译了《日本现代小说集》和《现代小说译丛》，每册10万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稿酬千字5元(当时的最高稿酬)，共得1000元。 周家三兄弟和母亲、眷属、女工大约七、八口人，同住八道湾一个大四合院，应该说是比较富裕，然而由于羽太信子掌握日常费用，挥霍过度，经常入不敷出。据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中谈到：“有时茶余饭后，鲁迅曾经感叹过自己的遭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妻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总有600余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据鲁迅说，那时周作人他们一有钱就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花光之后，就来诉说没有钱用了，这又得鲁迅去借债。” 例如，从《鲁迅日记》可见，1919年11月，鲁迅借债500元，为期三个月，利息1分3厘(65元)，补足购房款；1920年5月，鲁迅借债400余元；1921年3月周作人患病住院后到香山疗养，鲁迅又借债700余元。经常是还了老债，再借新债。这种债务，已成了鲁迅沉重的负担(参看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 到1925年北洋政府的财政已陷入绝境，屡屡数月无拨款，政府再三拖欠薪金。192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通缉进步分子，北京文化人纷纷南下。北大教授林语堂应家乡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之邀任文科主任，并致函聘请鲁迅为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比教授还高一级，月薪400元。鲁迅不久又从厦门南下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1927年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以后，他接受国民政府“中央大学院”蔡元培院长之聘，担任特约撰述员，月薪300元，一直到1931年底。加上北新书局的版税，和编辑《奔流》杂志的编辑费100元，以及在报刊发表杂文的稿酬等，1928—1930年间，鲁迅每月收入大约500元。开源节流，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1931年以后，月收入又有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