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作家对乡村和“乡土”的经验的表达及其想象性叙述，毫无疑问地越来越成为一种寂寞的存在；而另一种文学现实是，由于一些有良知、有才华、有耐性的作家的存在和坚守，他们在动荡的文学写作的处境里，依然对这个庞大的存在表现着一个真正作家的智慧与忠诚，以自己的写作寻找文学叙述乡土现实的可能性。可以肯定，在今天，如果一个作家放弃掉自己已经获得的充分的城市经验，或者说远离了种种意识形态的规约，深入对乡土中国的文化想象，我相信，其目的一定是非功利性、非物质性的，这一定与他的信仰、良知、记忆、情感密切相关。那么，其内在的价值与精神也必定是建立在对存在世界与自我灵魂执著的审视中，因为在这样一个急遽变化、喧嚣浮躁的时代，要进入乡村这个寂寞而躁动的世界，仅靠理性和常识是根本做不到的，若要理解这个世界，理解我们自己的精神与乡村的关系，并激发在一种更高的审美观照之下的创造力、想象力，就一定要从内心出发，不仅要进行灵魂的审视，进行自我解析和批判，向未知的领域探索，而且要执著于那种奇妙的语感，在思考、体悟中获得真实的艺术感觉，从而越过想象的边界，抵达生活和作家本身的精神彼岸。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文学写作并非是作家率性而为的事，也不是少数天才肆意无羁的纯粹想象和创造，文学写作必定离不开历史、存在这个强大的磁场，也就是说，一位作家的种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传统和现实的双重压力下被确立的。关键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如何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的统摄下，而且，是在一种非时间性的文学表达式中有选择的自由，摆脱时代或意识形态刻意对写作的隐性要求和支配，甚至摆脱自身与时代的某种错位或尴尬。他虽然生活在都市，却是时时以乡村为依归的作家，甘于寂寞，扎实而满怀深情地表达乡土的“生死场”，也许只有这样，文学写作的立场及其形式、艺术理想就可能因具备了抵抗世俗的力量而得以生存，写作也就可能成为经典的写作，作品也才会经得起时间的历练。 在读完长篇小说《秦腔》之后，我更坚信，贾平凹就是这样一位始终遵循自己写作立场和坚守自己艺术原则、永远按着自己的风格和意愿写作的作家。 实际上，从贾平凹最早的一批乡土小说如《商州初录》、《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小月前本》等，到《浮躁》、《高老庄》和《秦腔》，我感到贾平凹的写作与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紧张感和摩擦感。当然，这里有着诸多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因素。主要是，作为一个作家，其职业要求的前瞻性、超前性，对现实的洞见性，他必然要表达一种有别于常人的美学立场、审美判断。面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巨大的、历史性的转型，作家所面临的是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如何从心灵价值的维度去整合自己的价值立场与时代生活的关系，准确地表达出独特的个人经验，有时甚至可能需要表达作家内心与时代或存在的某种冲突和断裂。贾平凹曾经说过：“是不是好作家，是不是好作品，五十年后才能见分晓。如果五十年后书还有人在读，人还被提起，那就基本上是好作家，好作品，否则都不算数。”① 我想，在这里，贾平凹所强调的是作家审美经验和美学表达方式的可靠性和永久性力量。说到底，文学的真正魅力无疑是在有限时间内其所表达内涵的无限性，其令人震惊的文学体验所支撑的文本的叙述张力。那么，可靠的审美经验和具有永久性的有意味的美学形式从何而来呢？这也是制约和困扰作家写作的最大问题。可以说，作家需要扎根于现实世界，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置身于这个世界，尽管他的审美视域和他的经验不断发展和变化，但他却无法得到对现实无限的理解，所以，真正的作家要克服知识、认识的有限性，发掘和表现现实世界的存在经验，而这种经验就是“一种使人类认识到自身有限性的经验”②。而人的有限性，也包括作家写作的有限性又是因为他的历史性。从这个角度讲，真正的经验是人自己的历史性经验，即人的存在经验，而文学的使命就是传达、表现或存储人的存在经验，那么，如何获得经验、把握经验、留住经验就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维特根斯坦曾谈到，想真正看清楚眼前的事物是异常艰难的。在这里，他讲的也是人如何将经验真正地传达和保留下来。文学文本会否成为人类保存存在经验、心灵体验，建立高贵尊严的方式或有效途径，也就成为当代作家最为关注和焦虑的问题。谢有顺在谈到于坚的《人间笔记》时，曾评价于坚的看法的精到：看见一种事物比想象一种事物要困难得多，这实质上是在怀疑虚构与想象的不可靠性和悬浮性。事实上，现代小说家在小说叙事获得相当大的解放和自由后，愈发挖空心思、小心翼翼地探寻文学保存人类存在经验的种种可能性，恐惧自己叙述文字的贫弱、短暂或消失。尤其是近十几年的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其变化的神速及复杂程度，令人目眩。这无疑给中国作家的写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很显然，一个有责任感、有创造力的作家已不会再倚仗对西方艺术经验的感悟方式来处理我们的“中国经验”，他必然会让文学重新回到内心，回到文学本身，重新回到生活，回到叙事，特别是要建立自己的叙述形态和叙事耐心。其实，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写出了《废都》的贾平凹，在完成了这部“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③ 的文本之后的若干部长篇小说中，想象与虚构的叙事力度已很明显地逐渐减弱，也就是说“想象性经验”正逐步衍化成“存在性经验”。贾平凹开始“大巧若拙”般地回到现实中来，更加注重“能看见”的东西，觉得现实才是唯一真实可靠的，他开始相信“日常生活中有奇迹”④。他开始着意发掘和呈现生活、存在的内在秩序，他相信这种秩序就是一种极其理性的存在，而且这种秩序掌控着种种非理性的存在，“人就是这样按需求来到世上的。世上的事都有秩序在里边”⑤。 我认为，在二○○○年前后，贾平凹的写作更加敬畏生活本身，在他的小说中开始直面原始的生存经验，并尽力从这种“看得见”的原始经验出发，同时，对生活、存在保持超然的审美距离，单纯地看，单纯地谛听世界所发出的声音。在贾平凹看来，文学的可靠性与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所给予我们审美的、感性的愉悦，而是它揭示了既有的存在秩序及其可能性。可以说，这是贾平凹智慧的文学观的体现，也正是他的写作回到生活原点的开始。 这些，早在一九九八年他写作《高老庄》时就已初露端倪。贾平凹坦言自己，无论写什么题材的作品，都是他营构文学世界的一种载体，载体之上的精神世界才是他的本真，但“《高老庄》里依旧是一群社会最基层的卑微的人，依旧是蝇营狗苟的琐碎小事。我熟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生活，写起来能得于心又能应于手。为什么如此落笔，没有扎眼的结构又没有华丽的技巧，丧失了往昔的秀丽和清晰，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这缘于我对小说的观念改变”⑥。而在《高老庄》里，贾平凹虽然尽力要求自己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实实在在地行文，但小说还是凸显出“高老庄”作为作家某种精神指向和艺术判断的意象性载体的坚硬存在。可以肯定的是，写作《高老庄》时的贾平凹就已经坚定了写实的信念，他试图从此时的存在中打通个人与世界之间的精神通道，凭借对生活、人物、存在的更为内敛的体验，建立自己文学写作新的维度。而到了《秦腔》，贾平凹的写作姿态和叙述方式再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的写作表现出对叙事的敬畏和强大的叙事的耐心。在这部对贾平凹极为重要的“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的作品中，在他对“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的叙述中，以及那密实的流年似的叙写表象背后，起伏着作家厚重坚实的情感担当、情感凝聚，从写作、经验与生活的关系讲，这是一部真正回到生活原点的小说，它是作家内在化了的激情对破碎生活的一次艺术整合，是智慧与睿智对看似有完整结构的生活表象的真正颠覆和瓦解，我们在这幅文学图像中强烈地感觉到了生活、存在的“破碎之美”。 我们感到，这时的贾平凹真正地平静下来了。他在古城西安面对或深入西北乡村这个寂寞的所在，想以他的思考与文字坚守、见证这块土地文化与精神的命脉，他试图以自身的生存经验通过叙述、表现这片土地上人的原生态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小说在生活的丰富性中，通过表现这种丰富性，去证明人生的深刻的困惑”⑦。与以往任何作品所不同的是，这部近五十万字、增删四稿的非“城市性”的长篇小说《秦腔》，无论叙事动机还是支撑叙事的精神内核，不仅源于追寻生命与生活的意义、为寻求“故事的道德教益”，更在于“为了忘却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已经不再是关于整个商州的记忆，却是曾生养他的一条名为棣花街的记忆，并且是一次用写作完成的生命、精神祭奠。贾平凹从自己生活过的一条街出发：“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美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⑧ 显然，贾平凹已不再是像以往那样，通过整体的、自我的、带有某种意识指归的形象，而是要在对整合后的记忆的叙述中呈现生活。“讲述人”已被完全嵌入叙述中的生活，故事像经验，或者说经验像故事一样被传达出来，尽管仍然带有“叙述”的痕迹，但作家作为创作主体所经验的内容与回忆、记忆所聚合起来的生活融为一体，创造出了独特的叙事氛围与情境。确切地说，贾平凹的《秦腔》的叙述在努力回到最基本的叙述形式，可以说是说故事的方式。但在叙事观念上，他是想解决虚构叙事与历史的叙述，或者说写实性话语与想象性话语之间一直存在的紧张关系，他更加倾向将具有经验性、事实性内容的历史话语与叙述形式融会起来，在文字中再现世界的浑然难辨的存在形态。只不过，这一次，贾平凹很少利用叙事形式本身的乖张和力量，更看重对创作主体的个人经验的有效表达，追求“个别的真实”而非虚构叙述所表现的普遍的真空。可以说，贾平凹的写作，虽然是从自己的故乡小村镇棣花街出发，但他要保持记忆，反抗遗忘，恐惧“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⑨。他将“过去”、“记忆”、“往日的遗迹”的存在作为叙述故事的依据，来体验时间中的往事和理解中的历史以及当下的现实。我们看到，贾平凹的叙述是无比沉醉的，他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而质朴、平淡而庄严、喧嚣而寂寞、开放而神秘的存在世界。他将人物自然而然地置于伦理观念、权力欲望以及人格尊严的对抗之中，在保持强劲叙事张力的同时呈现出无奈的人生场景。最令人惊异的是，贾平凹从容地选择了如此绵密甚至琐碎的叙述形态，大胆地将必须表现的人的命运融化在结构中，对于像贾平凹这样一位有成就的重要作家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近于冒险的写法，但他凭借执著而独特的文学结构、叙事方式追求文体的简洁，而恰恰是这种简洁而有力的话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长篇小说的写作惯性，重新扩张了许多小说文体的新元素，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叙事形态，同时，我们也从这部长篇小说中看到贾平凹小说写作更为内在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