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3X(2006)03-0079-06 丰子恺这位从白马湖畔走向文学界的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30年代即进入创作的丰收期。先后结集出版的散文集有《缘缘堂随笔》《车厢社会》和《缘缘堂再笔》等，呈现了鲜明的艺术特征，在现代散文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读丰子恺散文，我们可以发现他有一个始终不改的表述母题，即心灵的书写。这种对心灵的抒写始终是以作者淡泊纯洁的人格与人生取向为前提的，是以其满腔的爱为基础的。如果我们从其创作的历程来审视，那么就可发现，丰子恺散文对心灵的抒写实际上经历了从“独善其身”的个人心灵的平静抒写与表述到“兼济天下”的人类精神与国民灵魂的冷静审视与探寻的发展过程。如果说前期是一种个人独处的言志性创作，那么后期则是一种融入生活之后的主体与客体交融的社会拷问。这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决定的。 白马湖时期的丰子恺，与夏丏尊、朱自清等人共事，耳濡目染他们的精神与人格，注重的是一种人格自身的塑造和个人精神的培植与坚守。这时的他，个人的人生取向居于其创作的中心地位，他以自我的精神追求和人格向往的表现，昭示出一片纯净高洁的心灵世界。写于1923年5月14日的《山水间的生活》(1923年6月1日《春晖》第11期)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篇作品可以看作是宣告作者人生志趣的作品。作品针对他家迁居白马湖后的第三天，在火车上碰见的一个旧友对他所说的山水间虽然清静，但物质的需要不便，住家寂寞，办学不免闭门造车的说法生发感想，表达了自己的心灵现实。全文运用对比的手法，传达出他对于山水间的生活觉得有意义的思想。他说： 我曾经住过上海，觉得上海住家，邻里人都是不相往来，而且敌视的。也曾做过上海学校的教师，觉得上海的繁华与文明，能使聪明人的明白人得到暗示和觉悟，而使悟力薄弱的人收到很恶的影响。我觉得上海虽热闹，实在寂寞，山中虽冷静，实在热闹，不觉得寂寞。就是上海是骚扰的寂寞，山中是清静的热闹。 这一段优美而充满情致的文字里，亮示出了一个创作者的主体心灵与人生的旨趣。他觉得这种山水间的生活与家庭“不拘何等孤僻，何等少见闻，何等寂寞，‘因袭的传染的隔远’和‘改造的容易入手’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他觉得这是一种进步。山水间的生活，“因为需要不便而菜根更香，豆腐更肥，因为寂寥而邻人更亲”。这里，一个质朴、平静、和善而又执著于创造的主体形象就呈现在读者眼前。20年代的白马湖，犹如一个世外桃源，一切都是清新、纯洁、静雅的，生活在这里，令人心旷神怡，主观情感得到熏陶和洗涤。这恰恰与丰子恺当时的心态吻合。因此，这一时期的创作都是以身边的小事为题材，表现自己那种清静而处，朴实而为的心灵状态。因此，这时的散文是恬静、素淡的，有着“居士”般的品格。当然，这也不是与世隔绝的幻想，更不是逃避现实的虚无，而是与人生追求相伴而行的。正是这样，使他后来的创作有了改变。 3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现实的进一步恶化，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的丰子恺已从白马湖出来了，融入了广大民众的苦难之中。恶劣的生存环境，已经不可能使他像往常一样，满意于山水间的纯净明丽，对事物的思考并不只限于个人“慎独”式的精神自守与个性追求。逼视而来的人生苦难与罪恶，使他的主体心灵不由自主地转向了下层社会，赋予了一种深沉的人道主义的关怀。他这时的创作，总是对下层社会的艰难困苦加以灵性化的表现，显示了一个优秀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半篇莫干山游记》、《肉腿》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些散文中，对社会动荡带给作者生活的不稳定作了充分的展示与表现。正是自身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不自觉地跌落到了社会的底层，广泛而深入地接触了下层社会的苦难与艰辛，也使他自己的心态不能再如以前那般沉静。他写道： 从石门湾到崇德之间，十八里运河的两岸，密接地排列着无数的水车。无数仅穿着一条短裤的农人，正在那里踏水。我的船在其间行进，好像阅兵式里的将军。船主人说，前天有人数过，两岸的水车共计七百五十六架。连日大晴大热，今天水车架数恐又增加了。我设想从天中望下来，这一段运河大约像一条蜈蚣，数百只脚都在那里动。我下船的时候心情的郁郁，到这时候忽然变成了惊奇。这是天地间的一种伟观，这是人与自然的剧战。火一般的太阳赫赫地照着，猛烈地在那里吸收地面上所有的水；浅浅的河水懒洋洋地躺着，被太阳越晒越浅。两岸数千百个踏水的人，尽量地使用两腿的力量，在那里同太阳争夺这一些水。太阳升得越高，他们踏得越快，“洛洛洛洛……”响个不绝。后来终于戛然停止，人都疲乏而休息了；然而太阳似乎并不疲倦，不需休息；在静肃的时候，炎威更加猛烈了。 就是这样，《肉腿》以其深沉的情感对运河两岸农人饱受天灾——干旱的苦难与辛劳加以表现。这是作者外出赶火车看到的情景，显示了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同情。而且，“唯有那活动的肉腿的长长的带模样，只管保留印象在我的脑际。”农民的这种苦难，他引起了强烈的精神与灵魂的反省：“以前为了我的旅行太苦痛而不快，如今为了我的旅行太舒服而不快。我的船棚下的热度似乎忽然降低了；桌上的食物似乎忽然太精美了；我的出门的使命似乎忽然太轻松了。”同时还激起他的现实对比：“舞场里、银幕上的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正是运河岸上的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显示了对社会不公的谴责。 天灾尚且给人们造成了如此的苦难，那么人祸的灾难自然更不用说。更大的灾难还在于外敌入侵。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入侵，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人民遭受生灵涂炭的危机时期，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已经不可能不对这种现实灾难做出反映和思考。他在《劳者自歌(十则)》《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中国就像棵大树》《辞缘缘堂》这一系列文章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给自己和乡亲带来的灾难进行了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