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6)02-014-08 在当代文学的“文革”题材作品中，有许多浸透了血泪的回忆：从“伤痕文学”时期郑义的《枫》、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金河的《重逢》、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宗璞的《三生石》、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白桦的《苦恋》、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到1980年代后期陈村的《死》、老鬼的《血色黄昏》、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邓贤的《中国知青梦》等等，都暴露出当代作家心中永难愈合的创伤。与这些作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类的“文革”记忆：那些幸运地与武斗、阴谋、囚禁、死难擦肩而过的人们，在动乱的年代里逍遥于时代的浊流以外，悄然过着平淡的日常生活；或者，安于做一个超然的旁观者，在浩劫的边缘静静地观察着世道人心的变化。这一批作品既写出了日常生活的稳定与强大，也证明了并非全民族都被狂热的政治运动所淹没。因此，研究这一部分作品，对于研究“文革”的复杂与变化，就具有特别的意义。 “逍遥派”的人生滋味 “逍遥派”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那些缺乏政治热情、超然于“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党争之外的人们。虽然由于伟大领袖的号召，亿万中国人被空前动员了起来，但这些“逍遥派”的存在就足以说明：在中国这个政治文化的影响力似乎无远弗届的国度里，就有这么一批人能够避免政治狂热的影响，守住自己的生活园地。虽然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逍遥派”具有不言而喻的贬义，但“逍遥派”们的无意改弦更张仍然昭示了他们对于政治狂热的免疫力。在这一现象的后面，埋藏着怎样的心理奥秘呢？ “逍遥”一词，来自道家。《庄子》开篇就是《逍遥游》。在那篇想象奇诡、文风飘然的文章中，庄子表达了自己对“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人生境界的赞美与追求，要在无所依傍中实现个性自由。在这一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家文化传统对于个性自由的推崇。而“逍遥派”居然能在“文革”那样的空前政治狂热中自成一派，不能不说是道家之魂不散、专制强力有所不逮的证明。 王安忆的笔下，就源源不断地产生出一批“逍遥派”的故事。中篇小说《流逝》中的欧阳端丽在“文革”的逆境中悟到：“生活却实在只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得更好一些。”作为一个生活优裕却又感到空虚的资本家的儿媳，她从艰难的生活中却体会到充实的乐趣，体现了作家对上海市民务实精神的认同。《流逝》写成于1982年，那时“张爱玲热”尚未兴起。王安忆当时未必想到，她的《流逝》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刻画上海市民精神(也是“民魂”)的作品，是当年张爱玲、苏青充满世俗情调的作品在当代的延伸。而且，由于王安忆身处二十世纪之末，在经历了革命浪漫主义造成的历史动荡后，重新审视市民精神，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间对市民精神执着追寻和呼唤，这具有了更深刻的历史意义：既体现了作家对“文革”的独到反思，也揭示了世道沧桑中的历史玄机。在198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中，那个生性多愁善感的雯雯也对轰轰烈烈的“革命”没什么兴趣，“她只爱护自己的一切，只注意自己的感情”。在艰苦的知青岁月中，她学会了凡事问一个“这有什么用？”“有用的她才做，没有用的，她则不做”。她的体会是：“没法子，我们都是小人物……只能努力为自己做一点什么。我们很自私，可是，我们生活得很认真。”在这部“成长小说”中，王安忆揭示了一个对政治缺乏热情的小人物的人生观：在大力提倡“斗私批修”的年代里，固守着“自私”的立场；在革命浪漫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里，悄悄继承了实用主义的人生态度。雯雯似乎是凭着自己的天性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但作家还是写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真实：与“老三届”相比，“69届没有理想”，“我们这一代是没有信仰的一代，但有许多奇奇怪怪的生活观念”[1]。那么，理想是怎么失落的？“许多奇奇怪怪的生活观念”又是怎样滋生的呢？农村的贫困，以及“她(雯雯)要争得一个饭碗”的信念，还有“林彪事件以后，从国家到个人，好像都感到了疲惫，打不起精神来了”的时代氛围，都使她与革命浪漫主义早早分手了。“文革”浩劫长达十年之久，但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全民的狂热其实就只那么两、三年。在1968年底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以后，大家都已渐渐感到狂欢以后的疲劳了。1969年，是“文革”的一个转折点，由狂热转向疲劳和平静。 但我还想强调雯雯远离理想的个性因素。雯雯从小就同情弱者，其中包括挨批斗的老师和穿“奇装异服”者。她从小就不合群，喜欢以自己的眼光看问题。这样，她对“文革”的狂热就有了先天的免疫力。尽管在当知青时，王安忆曾被评为先进人物，但她在参加安徽省知识青年先进人物代表大会时，还是以理智的眼光发现了某些“先进知青”的虚伪，短篇小说《广阔天地的一角》写的就是她在这方面的体会。王安忆的母亲也曾经谈到因为感受到女儿从乡下写来的家信中有对生活和时代的独特认识而为她担忧的往事。这些都能表明王安忆在“文革”中的独特个性。阿城发表于1984年的中篇小说《棋王》中，我们也不难读出类似的主题：王一生因为家庭的贫困而务实；又将象棋认作“解忧”的法宝，所以得以幸免于政治的狂热。 在199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文革”轶事》中，王安忆还描写了出生资本家家庭的女儿们在父兄受罪的时候关起门来唱“老歌”怀旧、得过且过的“世外桃源”生活。在作品中，作家有意点化了上海文化对他们的深刻影响： 上海的亭子间里的生活是一个大染缸，它是那种渗透肌肤的生活，它慢慢地，悄无声息地侵蚀着你。……它是可视可听可触可感日常化的生活，它们具有无限膨胀的特性，占据了所有的空间，不留一丝缝隙。……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样富于情调，富于人生的涵义……它把日常需求雕琢到精妙的极处，使它变成一个艺术。……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将人生、艺术、修养全都日常化，具体化，它笼罩了你，使你走不出去。 到了199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这一关于上海文化精神的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上海的弄堂是藏不住大苦衷的……上海弄堂里的做人，是悉心悉意，全神贯注的做人，眼睛只盯住自己，没有旁骛的。不想创造历史，只想创造自己的，没有大志气，却用尽了实力的那种。 “沪上名媛”是平常心里的一点虚荣，安分守己中的一点风头主义…… 上海的市民，都是把人生往小处做的。对于政治，都是边缘人。你再对他们说，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府，他们也还是敬而远之，是自卑自谦，也是有些妄自尊大，觉得他们才是城市的真正主人。 在那个严重匮乏生活情趣的年头里，她们只需小小一点材料，便可使之焕发出光彩。她们一点不比那些反潮流的英雄们差劲，并且她们还是说得少，做得多，身体力行，传播着实事求是的人生意义和热情。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上半叶，你到淮海路来走一遭，便能感受到在那虚伪空洞的政治生活底下的一颗活泼跳跃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