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24(2006)03-0051-04 五四新文学开辟的启蒙传统不仅是思想的启蒙，同时也是文学的启蒙。陈思和先生分别称之为“启蒙的文学”和“文学的启蒙”。他指出：这两种新文学的启蒙在性质、宗旨、任务上都有很大差别。“启蒙的文学”是传播新思想的载体，目的在于为新文化的思想启蒙服务，因此它所承担的是一种非文学的任务；而“文学的启蒙”则是以新文体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它的旨意在于建设20世纪的美感形式与审美精神，启发读者对美的敏感与重新发现，进而提高和更新民族的审美素质。[1] (P31-33)这两种启蒙意识指导下的文学构成了现代文学发展的两个主要方面。尽管二者在不同时期产生过分歧甚至严重的对立，但它们一直同时并存且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两种传统贯穿于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以前，我们总是把现代文学置入文学/非文学(政治)的二元对立中加以确认。认为“启蒙的文学”就是工具化、政治化文学，“文学的启蒙”就是纯文学、审美性文学，且二者水火不相容。好像前者只有功用而没美感，后者只求美感而不屑于功用。尤其是对于“文学的启蒙”，只强调其纯粹的审美性，而忽视其审美特质隐藏下的特殊的功用性和价值观。本文拟从“人的文学”的角度观照这种审美性文学内在的功利观。 文学即人学，文学的存在方式最终取决于人的存在方式。五四新文学正是在高扬“人的解放”的大旗下摧毁旧的文学观念，开始了新的文学历程。“文学的启蒙”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把个人的发现、人性的净化、人的审美素质的提高等作为其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而表现出与侧重从社会领域、思想领域等外部进行启蒙的“启蒙的文学”不同的功利观。在现代文学发展的三个十年中，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其中，20世纪20年代的周作人、30年代的沈从文、40年代的徐訐分别是各个阶段的突出代表。 五四时期，为了配合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先驱们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了旧的陈腐的文学观念，一种新的现代性的整体文学观应运而生。受当时斗争现实的影响，新文学的倡导者们虽然矛头直指“文以载道”的旧文学观念，反对文学的功利性，强调文学的主观精神和审美特质。但由于他们本身就是以文学作为斗争的手段和工具，所以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战斗色彩和积极进步的社会功利性。文学革命的先驱们也都自觉地把文学的社会功用作为新文学的重要特征而加以标榜。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就明确说：“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文学才能“成真正的文学”。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更是从政治革命的高度来思考文学的革命。他们虽然反对旧文学的文以载道，但好像更多的是反对载“旧道”，而并不排斥文学传“新理”。很明显，胡适、陈独秀等注重的还是从外部社会特征来阐述文学的，走的自然是“启蒙的文学”的路子。 周作人则有所不同。早年留学日本时他就曾以锐利深刻的目光关注并探讨文学的性质问题。与他人不同的是，他特别强调文学在表现人生过程中的三大要素：“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既把文学从传统的被众多外部社会作用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强调其内在的美的特质；又未完全抛弃文学的功能价值，把文学和人结合起来，从人的角度阐述文学的独特价值。周作人的这些观点，是对文学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独立性观念的较早触及，是五四新文学整体观念确立的理论先导。到五四时，虽然同处于一个革命的时代，作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不可能完全抛开功利去谈文学，但与陈独秀等人从社会的角度探讨文学的作用不同，周作人更多地是从“人”的角度去观照文学，把现代人的改造作为文学的核心命题。第一次大张旗鼓的在文学里谈人和人性，并把它作为文学的本质特征和独特价值。在这点上，较之胡适、陈独秀的文学改革明显深入得多，也在理论上完成了新文学的嬗变。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新文学的理论主张，正式打起了“人的文学”的大旗。他把新文学的本质内涵高度概括为“人的文学”四个大字。即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崇尚自然的灵肉一致论。他认为，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故“兽性和神性结合起来的便是人性”。所谓兽性就是人的自然本能性，人既然是生物，那么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应得到完全满足，凡是违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所谓神性就是“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尚和平的境地”。其二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周作人把人道主义解释为：“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就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2] (P194-195)可见，周作人所强调的人道主义，就是要以个人为本位，充分肯定人自然本性和自身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而以这种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人的文学”也必然是呼唤人的发现和觉醒、尊重人的自然本性与独立尊严的文学。对于这种“人的文学”的价值观，周作人进行了深入地辨析：“艺术派的主张，是说艺术有独立的价值，不必与实用有关，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但在文艺上，重技工而轻情思，妨碍自己表达的目的，甚至于以人生为艺术而存在，所以觉得不甚妥当。”否定了远离实际人生的艺术派。对于盛行的人生派他也并不苟同：“人生派说文学要与人生相关，不承认有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这派的流弊，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两派均有偏颇。那么周作人认为自己理想的“人的文学”：“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艺为终极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有接触。换一句话说，便是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到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这样说来，我们所要求的当然是人生的艺术派文学。”[3] (P141)看来，这种“人生的艺术派文学”既不是实用的功利性文学，也不是完全不讲功利的“纯文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超现实的功利观。那就是通过文学对人的影响而实现文学的独特价值。它表明，周作人从人的角度而谈文学，是注重文学的内部规律性和文学性的。文学即人学，“文学性是与人类生存的本体域紧紧相连，或者说，它就是人类的经验存在和人性本身的体现。”[4] 人和人性是文学的本质内涵。因此，周作人最初提倡的“人的文学”，既是从文学的内在特质谈文学，显示了他与陈独秀等不同，走的是“文学的启蒙”的路子；又是从人的角度来界定文学的功用，表现了他与众不同的文学功利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