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6)06-0103-04 对创作主体身份的认知，是五四时期一个被不断谈论的话题。谈论方式多种多样。沈雁冰曾试图把“文学者”的身份，从传统文人所扮演的作为统治者的“附属品装饰物”的角色中剥离出来，从而使之获得一种现代意义。他主张“提高文学者的身份，觉悟自己的使命”，因为“‘装饰品’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者现在是站在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分子”。值得注意的是，沈雁冰在强调“文学者”的主体性的同时，又以“全人类”、“民众”等名义来规约这种主体性：“文学者只可把自身来就文学的范围，不能随自己的喜悦来支配文学了。文学者表现的人生应该是全人类的生活，用艺术的手段表现出来，没有一毫私心不存一些主观。自然，文学作品中的人也有思想，也有情感；但这些思想和情感一定确是属于民众的，属于全人类的，而不是作者个人的。”① 后来其弟沈泽民更将这种规约推向一种极致②。由此可见，五四时期的作家或诗人的身份显得相当驳杂，很难在一种纯粹的文学性意义上得到定位。 在这个背景之下，“新诗人”文化身份的定位，构成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与其他文类不同的是，“新诗”作者的身份本身，往往更直接地构成了“新诗”的话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诗人”的身份问题，已远远超越了单纯文学意义的层面，而被附着上诸多文学之外的意义诉求。正如当时一位“新诗”的读者所欢呼的，“现在好啦，出来几个新体诗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洋洋洒洒，放笔直书。有哲学思想，有科学思想，真是勇往直前，负那诗学革命的责任，真是不作古人奴的了……”③ 不难看出，“新体诗人”的身份，是与五四时期启蒙者的身份相重合的。 新诗的“发明者”胡适对“新诗人”身份的认识并不自觉，仅仅停留在一种代际差别的揭示上，因而忽视了主体本身的潜在能量。他曾把“胡适系诗人”，划分为一个由以他为代表的“当日加入白话诗的尝试的人”、以康白情俞平伯为代表的“少年的新诗人”和以汪静之为代表的“少年诗人”三代人构成的序列。胡适认为，在这个序列中，前两代诗人都难以摆脱“旧诗词的鬼影”，只有第三代作者的诗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因此“最有希望”。④ 然而，由于作品本身缺乏足够的实力，大部分“胡适系诗人”的身份都显得相当模糊。且不说自称为“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的胡适，即便是被胡适看好的周作人、康白情等人，也不曾有效地树立起一种“新诗人”的形象。而“打打边鼓”的鲁迅、陈独秀诸人，自然更是难以担当此任。只有年轻的汪静之，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凭借爱情题材诗歌在特定时代的敏感性和几位前辈的有力鼓吹，汪静之为“新诗人”身份的合法化争取到一些话语空间。不过，这已经是郭沫若出现之后的事了。 郭沫若的出现，无疑给“胡适系诗人”带来一种强有力的挑战。刘半农就十分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1921年，即《女神》出版那年，眼看着郭沫若的声势如日中天，他曾厉声正告胡适道：“你何以不努力做诗？我老实警告你：你要把白话诗台的第一把交椅让给别人，这是你的自由；但白话诗从此不再进步，听着《凤凰涅槃》的郭沫若辈闹得稀糟百烂，你却不得不负些责任。”⑤ 门户之争的意气，在这里昭然若揭。几乎与此同时，在一首诗里，胡适的一位朋友发出“十年前的我们又来了，/这楼还是热闹；/添了许多算命先生，/死了一个崔灏”的慨叹后，极力劝勉他出任“新诗”写作的领军人物：“不再说了；/说也是废话。/适之！适之！/你来做李白罢！”⑥ 同样充满了对于胡适“新诗”写作的殷切期待。 对于这些热情有加的鼓动，胡适似乎颇不以为意。个中缘由，主要是因为他的主导身份诉求并不在于做一个职业的“新诗人”，而是扮演一个具有更广泛关怀对象的思想启蒙者角色。正因为此，下面这首诗中对胡适及其“新诗”作品的描述，可能更容易得到胡适本人的认同：(一)可不是一本小集子？/题了两个可爱的字——就是“尝试”：/下面还署了自己的名字——叫做适之。(二)莫不是思想界底怪物——还是一颗星儿？/好在我叫得出你底名字。/曾记得我住在江户，读了你底著书，以为你或者是“老头子”？/后来我读了密勒时报，才知道密士特胡，却有翩然的风度，少年的样子！(三)看着，谈着，又读着许多的诗；/好叫人心醉。密士特胡/你底无限大的小集子——/其中包括了多少宇宙底光芒？/写出了多少感情底言语？(四)诗是自由神Poets areliberating gods；/创造了自由，自由才不死。/读了你底《去国行》，使我心里很惨凄！/读了你底《老洛伯》，使我灯下落了几多伤心的眼泪！/读了你底《生查子》，才知道杨桃岭上望江村，胸中有多少伤今吊古底情绪！/这都是想得到的：几千年底历史！/写底不过是如此。/我只叹一声：“不自由，毋宁死！”/我更叹一声：“要自由，先要种下自由底种子”！⑦ 这首诗花了不少笔墨来赞颂和美化胡适和他的《尝试集》：胡适被描写成一个自由斗士，而《尝试集》就是一篇自由宣言。毋庸置疑，作者在这里所要致敬的对象，显然而是胡适的某种思想观念和姿态，而非他的诗歌本身。 直到《女神》出版，“新诗人”的身份形象，才在“胡适系诗人”序列之外的郭沫若那里找到一个较为坚实的着陆点，并从此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