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调”风格与“传奇”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13(2006)03-0086-08

      小引：“分析性”叙事的深入与“浪漫性”叙事的滋长

      抗日的烽火继之以革命的风暴，如此严峻的时世理所当然地要求战时的小说家们严肃地应对现实，并且促使他们冷峻地思考现存的种种问题，从而有力地推动着抗战及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创作深入分析社会与人生的实际。从热情的抗战小说转向冷峻的讽刺暴露小说，就是一个明显的转折，而且是一个更大的转折的开始而非结束：从那之后的国统区小说创作主潮不可逆转地趋向更为严峻也更为注重“分析”的深入发展时期，其分析的笔触则分别指向现实的社会矛盾与阶级关系，社会各阶层的精神状态和种种“生活样式”构成的社会生态以至于个人的存在体验与深层意识，并从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这表明经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实验和积淀之后，相当一批小说家不论对社会生活还是小说艺术，都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更为自觉的追求，从而使中国现代小说在20世纪40年代终于迎来了一个可以在沉潜中走向深入的机遇。如此自觉地走向“分析”，当然显著地拓展并深化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现实性与现代性，却也不免给读者以过于严肃、严峻以至沉重之感。

      不过，这只是历史实存的一面，虽然是重要的居主导性的一面。同时还存在着另一面，虽然是较弱的一面，但毕竟发生过，那就是富于热情、理想、想象以至幻想的浪漫叙事在20世纪40年代纷纷崛起。这同样不难理解，因为抗日战争是寻求民族复兴和民族独立的正义之战，解放战争是旨在社会改造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所以那个战争连着战争的年代同时也是催生理想、激情高涨的时代，因而也就必然激发战时小说家们的浪漫想象与理想追求。自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理想和觉悟，对芸芸众生来说，旷日持久的战火和暴风骤雨的革命，也使他们倍感生命的脆弱、欲望的压抑，尤其是都市市民阶层大多身心疲累，他们需要美与幻的文艺慰藉身心、释放欲望，获得快感的满足和趣味的消遣，哪怕明知是浮华离奇的梦幻，只要能得到暂时的解脱也好……的确，置身于那个沉重和严峻时代的广大读者既需要富有理想精神和生命激情的小说之鼓舞，也渴望富于抒情性和趣味性的读物来调剂身心。应该说，正是这样的时代现实和精神状况使得浪漫叙事成为20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之势所必至的趋向之一，具体表现为“情调”风格的小说和种种“传奇”之作的于焉崛起，它们以各异的姿态和风味满足着读者的需求。这里只就几种典型之作略作解析，以概其余。从更大的范围来看，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小说的种种浪漫叙事，既与注重现实性、现代性“分析”深度的小说构成互补，又与解放区的“新英雄传奇”(《新儿女英雄传》等)、“抒情小说”(孙犁的小说)以及沦陷区的“非传奇的传奇”(张爱玲、苏青的小说)等构成了有意味的对照。

      一、鹿桥的《未央歌》：“情调”风格的浪漫叙事

      在战时小说家中，较早表现出“情调”叙事风格的是碧野，但不太自觉并且仅限于中短篇的范围。真正自觉地致力于“情调”风格的创造而且成就显著的是年轻的学院作家鹿桥。鹿桥(1919—2002)，本名吴讷孙，原籍江苏武进，出生于北京，自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大，1942年大学毕业后业余从事文学写作。1944—1945年间创作的《未央歌》是鹿桥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虽然这部反映战时西南联大校园生活的长篇小说直到1959年才由香港人生出版社正式出版，但出版时未做修改，保持了当年的原貌，所以仍可说是40年代的作品。战时的西南联大在山城昆明，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们“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而且别有情趣，但他们也深感国难当头而念念不忘“多难殷忧新国运”的使命，并为此而“动心忍性希前哲”(罗庸《西南联大校歌》)，孜孜于心性的完善和文化的修养，努力把自己培养成堪当“中兴业，继往烈”(冯友兰《西南联合大学碑铭》)的杰出人才。所以思想文化生活的活跃是战时大学生活的特点，而经过五四以来的各种偏至，到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在文化思想上已趋于比较健全的多元并存与中西互补，用鹿桥的话来说就是青年学子们“一面热心地憧憬着本国先哲的思想学术，一面又注射着西方的文化，饱享着自由的读书空气”[1]。这种自由的文化思想生活和青年学子们的青春热情相结合，更显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让躬逢其盛的鹿桥难以忘怀，遂有了《未央歌》这部表现战时学院青年文化关怀与心性修为的“青春之歌”。《未央歌》刻画了一大批青年学子的形象，而作者最为用心描绘的是“大余”余孟勤、“小童”童孝贤、大姐姐伍宝笙、小妹妹蔺燕梅四人。在八面来风、自由开放的大学校园里，这些正当青春期的青年学子自然都接受了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现代观念，但时当万方多难的民族抗战之际，他们也有意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汲取营养。当然，每个人的性格和气质原本就有所不同，心性修为的旨趣和过程也不尽一致：余孟勤严于律己，刻苦自励，有浮士德式的执著不息的求索精神，同时他也继承了墨家摩顶放踵的刻苦精神与儒家克己不已的进德功夫，尤其是后者成为他性格中的主导因素，他因此被同学们称为“圣人”。不过，余孟勤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他也爱恋着美丽聪慧的蔺燕梅，并且深深地吸引住了对方，但由于他一度把学术与品德上的精进不息当成唯一正当的人生理想，而对民族责任的自觉承担又使他律己待人都过于苛严，所以不免偏执成病，仿佛一个苦行僧，以致他与蔺燕梅的爱情横生波折，两人都在刻苦自制中痛苦不堪，不得不分离。这个痛苦的教训促使余孟勤反省和调整自己，从而在人格修为上趋于成熟和健全，变得更富人情味、更能理解生活的情趣，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简单抛弃儒墨思想的精华——那种担当天下、当仁不让的理想主义精神，所以调整后的他仍然是校园中当之无愧、领袖群伦的人物。伍宝笙是一个集传统的仁厚与现代的博爱于一身的完美女性，所以在众同学中自然而然地扮演了大姐姐的角色，成了小弟弟小妹妹们的守护神。如果说伍宝笙的温柔贤惠、淡泊闲雅、满怀爱心，更多地继承了传统女性的优秀品格，那么她在个人感情上的果敢与主见——就在余孟勤痛苦自责、难以自解而众人又在为她的婚事焦急的时候，她却以绝大的勇气致函余孟勤，给他以及时的抚慰，同时也表白了自己的心迹，缔结了二人的美满婚姻，也解除了所有当事人的烦恼——则表现了她不同于传统女性的现代性格。这两重品格在伍宝笙身上已融为一体而并不矛盾。天生丽质、绝顶聪明的蔺燕梅一入学就受到全校师生的宠爱，而为了对得住这份厚爱，蔺燕梅更追随余孟勤，在他的督促和指导下刻苦砥砺自己。这其实不合蔺燕梅原本活泼自然、渴望爱情滋润的青春情性，所以她内心倍感压抑，差点酿成悲剧，以致苦恼不堪的她几次试图从宗教中寻求解脱。幸亏同学们的爱护让她回心转意，而经历了生活与情感历练的蔺燕梅也渐臻成熟。她最后选择“小童”童孝贤，既表明着她的爱情观念的趋于成熟，也标志着她的独立人格的臻于成形。童孝贤乍看似乎只是个可爱的大孩子，但其实他是始终保持古人所谓赤子童心之自然和现代性灵之自由的人物，所以他最终成为蔺燕梅的选择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