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构成“精神共同体” 如果说凡是给“学衡派”的刊物《学衡》、《史地学报》、《文哲学报》、《大公报·文学副刊》、《国风》、《思想与时代》、《中国学报》写文章的作者都属于“学衡派”成员，那未免太绝对了，也太简单化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为这些刊物写文章的人大都认同其文化保守的倾向。 《学衡》初期的成员是早期留学哈佛大学的几位白壁德的学生(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楼光来)和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师生(老师主要是柳诒徵、胡先骕、王伯沆、王易、刘伯明，汪辟疆此时尚在南昌心远大学任教授、文科主任。学生主要是缪凤林、景昌极、张其昀、王焕镳、徐震堮、束世澂等)以及南京支那内学院的师生(据钱穆回忆当年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同时在这里听欧阳竟无讲佛学，后来汤用彤与吕澂、丘虚明、王恩洋为支那内学院研究部的导师)。尤其是《史地学报》、《文哲学报》、《国学丛刊》的作者，都是出自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的学生，三个刊物的作者是一批人，有很大的交叉。如学生中的缪凤林、景昌极、钱堃新、刘文翮、徐景铨、王焕镳、范希曾、陈训慈、姜子润等同时为三个刊物写文章。而指导教师更是这样。随后又加入了郭斌龢(先加入《学衡》，后成为白壁德的学生)、张尔田、李详、孙德谦等。另有留学生汪懋祖，1918年夏天在美与梅光迪相识，在反对新文化—新文学，反对旧道德、反对“实利主义”(实验主义)等问题上，两人意见一致，回国后也成了《学衡》的作者。 1925年，吴宓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王国维、陈寅恪加入《学衡》。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生、清华的部分年轻教师(有原东南大学毕业的王庸、浦江清、赵万里等)和本科生贺麟、张荫麟、陈铨以及北京其他大学的部分教授(如姚华、黄节等)也加入到《学衡》的队伍里。《湘君》(创办于长沙)的主要作者刘永济、刘朴、吴芳吉同时也是《学衡》的作者，原因在于他们和吴宓为清华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另有徐桢立、凌其塏、胡徵、刘易俊(竣)、刘泗英、胡元倓、周光午等，后来也为《学衡》写稿。这一时期加入《学衡》的成员中，还有属原“国粹派”、“南社”、“常州词派”和“宗法”宋诗的“同光体”诗派的许多诗人①。 吴宓主持《大公报·文学副刊》的6年间，其文章作者大都与《学衡》交叉重叠，吴宓、张荫麟、浦江清、王庸、赵万里、贺麟写的文章最多。 《国风》(1932～1936)，是靠原《学衡》在南京的基本成员支撑。由于刊物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国风》社的社长是江苏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主持人是中央大学的教授张其昀、缪凤林、倪尚达，所以，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毕业生，多成了刊物的作者。《国风》的作者和《学衡》不同的是，一批科学家为刊物写文章，如翁文灏、秉志、竺可桢、熊庆来、顾毓琇、戴运轨、胡敦复、张江树、卢于道、钱昌祚、严济慈、谢家荣、凌纯声等。相对于《学衡》，《国风》的新作者有章太炎、朱希祖、钱钟书、胡光炜(小石)、范存忠、唐圭璋、卢前(冀野)、任中敏(二北)、唐君毅、贺昌群、钱南扬、滕固、谢国桢、萧一山、萧公权、陈诒绂、李源澄、朱偰等。尤其是朱希祖、朱楔，钱基博、钱钟书两对父子，在同一刊物上露面，呈现出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传承和创新。 《思想与时代》(1941～1948)为浙江大学文学院所办，主要是由张其昀主持。抗战时期，“学衡派”成员相对集中的是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如梅光迪、郭斌龢、王焕鑣、张其昀、张荫麟等。在《学衡》、《国风》原有作者的基础上新加入了冯友兰、钱穆、朱光潜、熊十力等著名学人。 抗战期间，胡先骕任校长的中正大学所创办的《文史季刊》(王易为主编)，同样继承了《学衡》的文化精神。他们认为国学的文史研究就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文史季刊》同时坚持刊登胡先骕自己所写的旧体诗词。王易所作的《发刊词》明显地昭示出与《学衡》的精神联系。而《中国学报》(重庆)的作者，主要是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文史教授，如汪辟疆、唐圭璋、王玉章、汪东、朱希祖、陈匪石以及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等。 文化保守成为精神联系 上述三个刊物一个报纸副刊，三个外围刊物，都是“学衡派”成员办的，时间、空间虽有变化，但内在的精神是相通的，文化保守的特性是共同的。这种精神特性，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本位文化信念，是一种信仰传统，并在1920年代、1930年代、1940年代明显地表现出对文化伦理、民族意识、国家观念的坚守。 《学衡》是无政治背景和政治企图的文化刊物。“学衡派”成员在1920年代的精神倾向是要坚守中国文化的基本伦理。柳诒徵当时就明确提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并一直坚持自己的这一观点。在对伦理秩序的认同上“学衡派”成员有相当的一致性。王国维、陈寅恪、吴宓都表现出与柳诒徵的求同。在1920年代以后“学衡派”活动的岁月，“五伦”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这一“传统”在现代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已无法对伦理秩序产生决定性影响。柳诒徵的《明伦》以及“学衡派”同仁对已经成为“传统”的“五伦”的重申，目的是想借助“传统”来“赋予历史以理性，从而把过去引入现在的目标”② 的双重力量，重塑现代人的伦理秩序，以稳定被文化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变革了的人的心态，制衡文化的过渡失范，而这一切又都是要重新确立新的社会秩序中的每一个个体的自我和自身的形象。但胡适、陈独秀、鲁迅及“新青年派”掀动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颠覆旧的伦理道德，并有超越中国文化伦理的全面举动。对文化伦理的“颠覆”和“超越”的不同取向，形成了双方矛盾斗争的焦点。 贺麟是吴宓的学生，相对于看重“五伦”的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柳诒徵，他自然是“学衡派”的第二代，同时也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一代。他对“五伦”的看法是超越式的，是推陈出新的“新儒家”的理想化认识。在1940年5月1日《战国策》第3期上刊出的《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他明确提出：“五伦的观念是几千年来支配了我们中国人的道德生活的最有力量的传统观念之一。它是我们礼教的核心，它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群体的纲纪。我们要从检讨这旧的传统中里，去发现最新的近代精神。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就叫做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③ 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灭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④。这种所谓的“新社会的行为准则”具有明显的国家观念的色彩，是超越柳诒徵在《国风》时代的纯粹的民族主义理念的。贺麟也认为，“五伦观念是儒家所倡导的以等差之爱、单方面的爱去维系人与人之间长久关系的伦理思想”⑤。五伦观念的最基本意义为三纲说，在汉代发展为以三纲说为核心的礼教，儒教也便应运而生。“由五伦到三纲，即是由自然的人世间的道德进展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有宗教意味的礼教”⑥。贺麟尖锐地指出，这个传统礼教在权威制度方面，有严重的僵化性和束缚性。⑦“学衡派”中两代人对五伦观念的认识有明显的不同，但内在的联系和文化脉动是相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