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6)-02-0026-04 无数次扪心自问：为何单选胡适？是否有资格写他？究竟怎样写？我是学英语语言文学的，书一向读得杂，兴趣转换频繁，十几年游山玩水，导致写文章、做学问“灵动飘逸有余，沉稳探究不足”！万万没有想到，1999年5月4日凌晨，“胡适”突然从脑海里冒出！当日，上街买《胡适文集》12册①；当日，下决心：由第一册第一个字直读到第十二册最后一个字！也不知从何来的蛮劲，真就一改以往的驳杂，天天躲进海南大学图书馆五楼研究室，排除杂念，只带胡适文集，一册接着一册，单打单直接与“我的朋友”胡适对话。研读期间，偶与师友交流外，大部分时间就虐待起文集里可贵的空白处，页页留下密密麻麻的圈点！5月4日至7月15日，天天如此！傍晚时分，夕阳西照，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音乐，回嚼一天与胡适的对话，真是再惬意不过！7月16日至9月5日，携《胡适文集》至海南岛西部尖峰岭天池。在云山雾海之中，与胡适朝夕相处。没了时空的阻碍，少了学科的界限，几个月里痛痛快快“弥纶群言”，酣畅淋漓“纵横驰骋”！这可是平生第一次死扣一家之言，第一次如此坚贞不二信守诺言，因而顺成几十万字的《我是怎样研读〈胡适文集〉的》②。 1900年10月1日，国学大师章太炎《致宋燕生书三》给学者开出两剂药方：病实者宜泻，病虚者当补③。昏天黑地细究胡适一家之言，乃“病虚者当补”；而细究之中，抬杠引申，又循“病实者宜泻”之道。如此着迷，老半天沉浸在与胡适对话的氛围里回不过神，是因为胡适与胡适所处的那个时代太叫人牵肠挂肚，真可谓牵胡适一发可动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全身，我由此而深知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的特殊分量。我认同陈平原“法从例出”的策略：“在剖析个案的过程中，不断反省原有的构想，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眼光与立场。在这里，个案的选择至关重要，因其决定了最初的视角。”④ 胡适生前在国内外享盛名，历数十年而不衰。胡门弟子唐德刚先生有个妙喻：“他底一生，简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条金鱼；他摇头摆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万只眼睛注视着。”⑤ 不用说他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卷两年中印七次，《胡适文存》是20世纪20年代流传甚广的畅销书，哪怕“稍有一点关于‘胡适’的小故事，在报章杂志上不是‘头条’，也是‘花边’。”加之，胡适看重身后名，对自我陈述下大工夫，给好事的考据家和中外的“胡适学”专家送货上门！但如何用就得看眼光与识见了。 胡适的秘书胡颂平编有《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84年6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早在1971年，胡颂平就由大陆杂志出版社推出过《胡适先生年谱简编》。仅年谱一项就有：1985年2月武汉易竹贤，1989年8月，安徽曹伯言、季维龙，1989年12月，北京耿云志分别推出详略不一的《胡适年谱》；台湾联经在1990年12月又刊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1991年香港中华书局转印耿云志的《胡适年谱》……各种版本的《胡适年谱》引发“胡适学”专家的兴致。我对“年谱”一向感兴趣，认为读年谱是“知人论事”的好途径！ 理想的年谱，“不但对于他的一生境遇和全部著作要有细密考证和心知其意的功夫，而且对于和他有特殊关系的学者亦要有相当的研究。对于他当时一般社会的环境和学术界的空气亦必须要有一种鸟瞰的观察和正确的了解，我们才能估计他的学问的真价值和他在学术史中的真地位。”⑥ 何炳松先生所言是针对胡适精心制作的《章实斋先生年谱》而发，仅限于学术一域！1996年8月，朱文华认为理想的胡适年谱，“应该具备最丰富最完整的传记要素，……如果胡适研究者在分解研究‘胡适学’的任何一个具体课题时都能从该年谱中获得必要的资料线索，那么这样的年谱也就成功了。”⑦ 我曾计划撰写胡适年谱，但掌握的资料翔实吗？已经掌握的资料可靠吗？对此，我没把握。况且，自己对胡适相关背景了之甚浅，觉得力不从心，只好收心！ 几十年来，替胡适作传的人很轻易列出一长串名单：胡不归、毛子水、李敖、易竹贤、白吉庵、耿云志、朱文华、沈卫威、胡明、小田、季进……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为胡适写传绝对没到尽头！1988年6月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出版周质平的《胡适与鲁迅》；2000年1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孙郁的《鲁迅与胡适》……周质平写《胡适丛论》，编《胡适早年文存》及《胡适英文文存》。1998年11月，他充分利用新材料用心作的《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把“卸了装的”的胡适显露出“另一个天地”来！孙郁笔下的胡适脱了学院式的沉重，可免不了带有为比较而比较的痕迹。我很有替胡适立传的欲望。但真要体察隐指，抓住潜在，弄清留学跨文化背景，协调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知，剖析胡适所作各种尝试的得失，绝非易事！因此，替胡适立传的欲望不得不先行搁置。 以胡适的压卷之作《中国哲学史》上卷为例：“北大之父”蔡元培先生为胡适《中国哲学史》上卷开列四点长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⑧。梁启超则以为：中国古代哲学全为“知识论”这一唯一观察点出发，“恐怕有失偏岩狭隘的毛病”；书中对各时代真切的背景和各种思想的来龙去脉却“有好些疏略或错误之处”；写作者专从“实验主义”提倡，难免形成一种成见，“像是戴一种有色眼镜似的”，自然免不了“强古人以就我的毛病”⑨。金岳霖认为胡适的哲学史有成见⑩；陈寅恪除了叹息胡适的哲学史有“成见”外，还隐讥“缺乏了解的同情”(11)；冯友兰批评胡适缺乏足够的阐发(12)……胡适本人一直以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山祖自居，虽则晚年也承认此书有缺点，也叹息终未成中卷、下卷(13)。仅胡适的《尝试集》，重议、重评、再析、兼谈、略论等接二连三，兴趣不减(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