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6)03-0055-05 自1917年2月《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胡适《白话诗八首》开始，由此上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发生的诗歌变革源头的“诗界革命”，一直到2006年4月的今天，这将近一百年的中国新诗探索创造的艰难历程中，曾经产生了像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艾青、冯至、穆旦、余光中、北岛、海子等这样一些星光耀眼的大诗人。在这一百年由群星灿烂所写下的历史足迹里，广义上的现代性的追求，始终是新诗发展走向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而声名辉煌于20世纪40年代命运多舛、创作生命不长的彗星一样的诗人穆旦，就是这一百年新诗跨越传统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一面大呼猛进的旗帜，一座写满历史的烽烟、智慧的光芒、民族和个人生命悲剧的永远的纪念丰碑。 中国的现代诗人，由于传统儒家意识和人文精神深入骨髓的影响，即使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艺术养分的时候，也不可能走上像法国诗人瓦雷里所倡导的那样“纯诗”的道路。历史注定的是：探索新诗自身的艺术创造与现实生活、民族命运，诗人的现实关注与审美追求的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诗人追求新诗实现现代化意识中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作为清代康熙时著名诗人查慎行的后代，穆旦可以说是出生于一个诗学渊源极为深厚的文化世家。他走上新诗创作道路之始，就遇上了民族遭受外来侵略与凌辱的苦难深重的年代。因此他的歌唱，从一开始就不能不以自己独特的抒情方式，唱出那种属于他自己内心里涌动，也属于整个苦难的中华民族所拥有的激怒与抗争的声音。用他《童年》一诗里的话说，是要唱出那些“在周身起伏的/那痛苦的，人世的喧声”。 1937年11月，他以极端愤怒的如刻刀似的笔，雕塑了一个在黑暗中深受创伤，从紫色的血泊中愤然跃起复仇的“野兽”的形象。“在黑暗中，随着一声凄厉的号叫，/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野兽》)，用隐蔽象征的方法，书写了一个悲壮抗争的民族的画像。他鞭挞战争中人们灵魂的自私，拒绝物质享受的第二次“蛇的诱惑”，在“我是活着吗？我活着吗？我活着/为什么？”这样的灵魂拷问中，承受着现实与精神加给自己的“阴暗的生的命题”。(《蛇的诱惑》)面对饥寒、残酷、绝望、鞭打、血腥等种种惨遇，他那“一颗充满着熔岩的心/期待着深沉明晰的固定。/一颗冬日的种子期待着新生”(《玫瑰之歌》)。极端愤懑于世事的污秽与丑恶，他唱出一个与古老民族一样苍老的老人痛苦的声音：“我的健壮的孩子们战争去了，/(他们去杀死那比一切更恶毒的海盗)/为了想念和期待，我咽进这黑夜里/不断的血丝……”(《漫漫长夜》)正是在这样一种诗歌意识与情感向度的基础上，在现实、浪漫与现代交错的灵感激荡中，他才于1941年的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了像《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赞美》等这样一些中国富有良知的青年歌者在民族战争中凝练产生出来的最辉煌的诗篇。这些在他刚刚23岁时所写的诗里，显然有艾青《北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艺术影响的影子。但是诗里所饱含的对于土地，对于人民的深挚热爱和个人绝望抗争的情愫，普通农民个人觉醒者形象刻画与整个民族命运思考的扭结与纠缠，广大人民群体形象的塑造与诗人自我抒情的亲切介入，实在物象的素描与象征暗示的灵活运用，眼下民族苦难命运的呼喊与古老历史悠远过去的沉思，清晰的生活情景与朦胧的诗意图画的高度融合，给他的这些诗篇，带来了更为丰厚的蕴藏和更加耐人寻味的境界。 读到那个寒冷腊月夜里的这样的情景，我不能不为诗人那种动人深挚的情怀与美丽遐想，而获得一种既是真诚又是魅力的感动： 风向东吹，风向南吹，风在低矮的小街上旋转， 木格的窗纸堆着沙土，我们在泥草的屋顶下安眠， 谁家的儿郎吓哭了，哇——呜——呜——从屋顶传过屋顶， 他就要长大了渐渐和我们一样地躺下，一样地打鼾， 从屋顶传过屋顶，风 这样大岁月这样悠久， 我们不能够听见，我们不能够听见。 火熄了么？红的炭火拨灭了么？一个声音说， 我们的祖先是已经睡了，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所有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只剩下了灰烬的遗留， 在我们没有安慰的梦里，在他们走来又走去以后， 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 锄头，牛轭，石磨，大车， 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1] (P95) 诗里的这些温馨中藏着隐痛抒情的构成，不仅仅在于它的普遍性，更在于它的强烈主观精神所迸发的个性化色彩。诗歌情感的极端的个人化，在这里并非指诗人自己，而是进入诗里情绪的个人化。他进入了具有强烈主观意识的抒情者的精神世界。他由执着于土地和人民的现实抒情，走进自我内在精神形象的塑造。诚如博尔赫斯所说的，作家以为自己在谈论很多事情，但他留下的东西，如果他运气的话，是一幅他自己的形象。穆旦用最个性化的情绪写了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和精神，民族顽强抗争又世代延续的生存命运。由此，他的诗就能与不同时代更多人的精神息息相通。不把自己个人强烈的生命气息融进作品，很难让别人为你的作品所感动。这大概就是穆旦评论卞之琳诗的时候所提出来的应该“机智和感情容受在一起”，让“机智”溶进“感情的洪流，激起人们的血液来”的“新的抒情”吧。[2] 精神世界的真实与叙述世界的扭曲之间构成的张力，其中所蕴涵的诗人内心世界矛盾的无限张扬，是穆旦诗歌现代性提供的最独特的一个重要侧面。这种精神扭曲，这种内心矛盾的张力，在穆旦诗中，主要表现为诗人自我精神的折磨与痛苦。王佐良说，穆旦诗的“真正的谜”之一，是他“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又折磨人的心情”① 这里说的是状态，而我们要进一步追寻的是：这种状态背后所隐含的精神根源。其实在王佐良简约的文字中，已经提供了接近问题实质的思考线索。他说，是内心深处存在的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穆旦显得与众不同”；“人们猜想现代中国写作必将生和死写得分明生动，但是除了几闪鲁迅的凶狠地刺人的机智和几个零碎的悲愤的喊叫，大多数中国作家是冷淡的”。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民众的生与死和苦难，而是他们“在拥抱了一个现实的方案和策略时，政治意识闷死了同情心”②。诗人固守的这种“受难的品质”和“同情心”，本质上就是世界上那些最优秀文学大师们所怀有的深邃的人道主义思想与情怀。差异的是，超越于左派与右派的政治分野和政治意识的依附之上，穆旦思考和体验的，不是由于关注受难的目的与获得而忽略了人的受难过程，而是关注人的生与死以及这受难本身。他的这种关注里有基于作家良知或基督教精义产生的深刻博大的人文关怀的精神闪光。这应该是他诗中以自我的精神折磨进行灵魂的拷问的第一个层面，也是最重要的层面。《出发》以质疑口气，指出上帝造人类与给予人类本身遭遇的极端矛盾性，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须杀戮、知道“人”的价值又去蹂躏毁灭人是一种“新的美”，诗人发出这样的诅咒：“在你的计划里有毒害的一环，/就把我们囚进现在，呵上帝！/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控诉》一诗里，讲的也是这样现实尖锐矛盾中的内心搏求。“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平衡，毒戕我们每一个冲动。/那些盲目的会发泄他们所想的，/而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呵，谁该负责这样的罪行：/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我以为，在这一个层面上来看，穆旦诗里这种内在的矛盾和张力，并非全然是哲学玄思的抽象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自我精神的折磨与痛苦，而是基于现实斗争苦难生活土壤上，来自一个知识分子的冷静的智性与超人的觉醒。如果完全忽略了这些思想和情感的动因，去纯然抽象地谈穆旦诗的自我拷问，就是没有真正理解穆旦诗精神蕴藏的真髓。他的诗里表现的灵魂自我拷问的第二个层面，是在哲学意义上思考自我本真迷失的痛苦。第三个层面，才是在宗教原罪的意义里，自我灵魂的拷问和折磨。于此已有许多研究成果，这里就不再去论述了。由此，我们可以说，自我矛盾痛苦中的煎熬挣扎，几乎已经成为穆旦的一种精神方式。
